病，認為“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對蘇軾、黃庭堅都表示了相當的不滿。在揭示宋詩的主要弊病方面，嚴羽的批評是很有力的。
同時，他借用禪宗的思想方法和語言，提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認為作詩之道，在於“妙悟”——即超乎理性認識、邏輯分析的直覺體驗，並以盛唐詩為最高標準，要求達到一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即不能從具體文字去追尋而必須從整體上去體味、富於言外之韻的渾然高妙的境界。過去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玄虛之論，其實結合嚴羽重“吟詠性情”的論點來看，並非如此。如他也很簡明地指出：“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心。”可見“妙悟”並不與真實的生活體驗相脫離。
嚴羽的詩歌理論與當時詩歌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聯絡。
對江西詩派過多地講究“出處”、“來歷”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作詩方法，一般江湖詩人都是持批評態度的。
而以“四靈”為代表，透過標榜晚唐詩，已經帶有對宋詩的知性傾向加以反撥的意味。但嚴羽比他們高明的地方在於：第一，嚴羽的詩論雖然帶有札記、語錄式的特點，論說並不周詳（這可能與他受禪宗影響有關），但他還是能夠從一定理論高度上對詩歌的某些關鍵問題作總體把握，這是當時其他人所不具備的。第二，對於詩歌取法的物件，“四靈”是專注姚、賈，劉克莊以後的詩人雖範圍有所擴大，但仍侷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個別盛唐詩人。而嚴羽雖然最推崇盛唐，同時卻主張“從上做下”，要求對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詩，乃至被他批評的蘇軾、黃庭堅，都要加以關注，不可偏廢。這樣的眼光當然更全面公允。第三，從學習古人的方法來說，江湖詩人大多數是停留在學習個別、具體詩人的詩風以及寫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跡仍然很深，難以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而嚴羽則要求在熟讀細參、多方吸取的基礎上從“悟”而入，雖然他對個人獨創的強調不夠，仍沒有跳出古人窠臼，但畢竟以“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這樣的見解提出了融匯貫通、以我為主的學習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說，實際上涉及了中國古典詩歌創作構思、欣賞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覺體驗與感悟等問題。雖然他未能深入分析這種心理活動的真正內涵與科學道理，但畢竟比較敏銳地從禪悟上體會到詩歌的構思與欣賞都與邏輯思維不同，既不是知識積累的結果，也不是理論分析的結果；詩歌的語言，在根本上不是說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滄浪詩話》是一部對後世創作實踐和詩歌理論都有很大影響的著作。元明詩人推崇盛唐詩的立場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之提出，均與此書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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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天祥及宋元之際的詩人
蒙古人崛起後，經過反覆的戰爭，最終摧毀了南宋政權。
這一場鉅變使一大批詩人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民族之憂、身世之悲以及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在他們詩中交織成一片悲愴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詩尤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別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歲中進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大軍進逼臨安時，他出使談判，被無理扣押。後脫險南逃，組織義軍力圖恢復失地，再度因兵敗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儘管忽必烈一再威脅利誘，他始終不屈，最後被殺。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詩歌比較平庸，學了些江西詩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詞彙，寫些應酬唱和乃至贈相士、丹士、道士、詠相面、占卜、算卦的詩。但當他投身於抗元鬥爭，並歷經滄桑之後，詩風大有變化，不僅內容變得充實豐富，情感變得深沉厚重，語言也沉著凝鍊多了。他自言“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指南錄後序》），是為了“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為了使“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集杜詩自序》）。這種以詩為史和以詩明志的態度，與江西詩派主要從語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實際上，由此更能夠接近杜詩蒼勁悲涼、沉鬱頓挫的風格。但由於處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詩寫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層絕望的悲憤。
在文天祥後期的詩篇中，反覆表達了他對民族危亡的深沉的憂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南安軍》），“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蒼然亭》），“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