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樓時拄頰，山川在眼淚浪浪”（《登樓》）等等。同時，文天祥曾在兩次被迫北行途中親眼目睹戰火之後留下的種種慘象，他為此寫下了不少紀實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鋒鏑中”（《淮安軍》），“煙火無一家，荒草青漫漫”（《發淮安》），“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越王臺》），這些詩有力地控訴了蒙古軍隊的暴行，凝聚著民眾的苦難和詩人的血淚。
文天祥在從事復國事業的過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無可逆轉這一嚴酷事實的；甚至，他也並不反對自己的親人出仕元朝，而認為這在道義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時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人生選擇，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完成自己的歷史責任，寧死不肯屈降。這種精神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理解為是人性的一種高貴氣質的表現。在文天祥的詩中，反覆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凜然氣節，如著名的《正氣歌》，以一系列歷史人物的事蹟讚譽這種“正氣”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氣”抵禦獄中種種邪氣的侵襲，保持人格的完整。而《過零丁洋》和《金陵驛》二詩，更以它結合個人身世之悲與國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藝術給人以至深的感動：
①如他贈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聞季萬至》詩，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們兄弟的不同選擇，又其《獄中家書》也說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
這兩首詩中，交織著悲愴、哀婉、激奮、絕望等種種複雜的心情，它以詩中所表現的詩人情感的真實性和詩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為中國詩史上的優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內廷的琴師，元滅宋後，跟隨被擄的三宮去北方，後來當了道士，自號水雲，又南歸錢塘，不知所終。汪元量的特殊經歷，使他對由於國家的覆亡所帶來的恥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詩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絕聯章的形式，每一首寫一事，組合成相互銜接的流動畫面，分別紀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躪江南的慘狀，和他北上途中所見所聞，廣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國前後的歷史，因此有“宋亡之詩史”之稱。
汪元量的詩受江湖詩人的影響，不常用典，不多議論，每每以樸素的語言白描敘事，卻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悲慟。如《醉歌》中“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一首，據實直書謝太后屈辱地簽署降書一事，既包含憤慨，也包含著悲憫；《湖州歌》中“謝了天恩出內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似幼君”一首，寫年僅六歲、卻是國家的象徵的帝昺作為俘虜離開內宮時的情形，字面極其平淡，而內心的傷痛卻無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風捲浪頭高，錦舵搖搖坐不牢。靠著篷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寫被擄的宮女面對元兵的亮閃閃的弓刀嚇得不敢睜開眼睛，也是表面上著力不多，實際凝聚了作者內心深處的血淚。在汪元量的其他詩作中，則有不少的以登臨眺遠、懷古傷今的方式抒寫心中的悲憤，如七律《石頭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詩是他北上途中路經彭州（今江蘇徐州）時所寫：
我到彭州酒一觴，遺儒相與話淒涼。渡江九廟歸塵土，出塞三宮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興亡滾滾入愁腸。此行歷盡艱難處，明月繁華是錦鄉。
已經成為“遺儒”的文人們持酒相對於淪陷之地，感懷歷史的興亡，悲嘆眼前的渺茫路程，詩中那種滄桑感和亡國之痛，沒有親身經歷這一切的人是難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際，有一大批遺民詩人在寫興亡的感嘆，如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林景熙、蕭立之、文及翁等。他們或是寫沉痛的故國之思，如謝翱《秋夜詞》：“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或是寫悲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讀文山集》：“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或是抒發自己堅貞不屈的意志，如謝枋得《武夷山中》：“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