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或是表現失卻故國的悵恨情思，如蕭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徑窅無涯。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西來無道路，南去亦塵沙。獨立蒼茫外，吾生何處家。”這些詩篇或悲憤或愁苦，都充滿了沉鬱蒼涼的氣氛，從而改變了南宋後期詩歌纖弱秀婉的風氣。因為時代的鉅變，使許多文人無法再沉浸在恬淡閒適的人生情趣中，也無暇在追蹤古人的風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於是，以自然樸素的語言抒寫自然湧發的“哀”與“憤”的情感，成為宋元之際遺民詩的基本特點。
他們為宋代文學寫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後一個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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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遼金文學的發展
宋王朝建立時，在中國的北部地區已有契丹族建立的遼王朝存在。後來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與宋結盟滅遼，不久又揮師南下，佔領了宋的許多土地，迫使宋室南遷而成為南宋。在遼、金統治區，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別佔有最優越的地位，從而遼、金文化也就跟宋文化具有不小的差別。在這期間，儘管當地契丹、女真、漢族的文化都經歷了彼此融合的過程，但其結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並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大抵說來，契丹、女真族早先沒有受過漢族的那種文化薰陶，對禮教的重視不如漢族，率真、任情的傾向則相對強烈。在當地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契丹、女真族固然大量吸收漢族文化，而其率真任情的特點也影響了漢族。這在遼、金文學中可以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