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節。楚簫咽，誰倚西樓淡月。
寫得含蓄委婉，總是欲言又止，一波三折，把心中的傷感、惆悵都埋藏在種種景物之中，並充分利用了漢語的特點，把意脈打散，讓人既感到有深沉的內蘊，又一時不容易理清它的所在。
張炎（1248—？）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今浙江杭州）人。有《山中白雲詞》。他是貴胄子弟，早年的詞多寫貴公子的優遊生活；宋亡後不仕，漂泊四方，潦倒而終，所作詞在寫景抒情中常帶有深沉的亡國之痛和身世之感，情調哀怨淒涼。過黃河時，他哀嘆當年南北對峙，何曾想到一遊中原大地，如今卻是在蒙古人的一統天下，見了“老柳官河，斜陽古道”（《壺中天》）；面對美麗的西湖，他感受到的是一片淒涼衰颯的氣氛，“無心再續笙歌夢”，甚至“怕見飛花，怕聽啼鵑”（《高陽臺》），這些都表現了他經歷了宋亡後刻骨銘心的哀痛之情。而《解連環·孤雁》則是以詠物為象徵的寫法：
楚江空晚。悵離群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料因循誤了，殘氈擁雪，故人心眼。誰憐旅愁荏苒。謾長門夜悄，錦箏彈怨。想伴侶、猶宿蘆花，也曾念春前，去程應轉。暮雨相呼，怕驀地、玉關重見。未羞他、雙燕歸來，畫簾半卷。
這形單影隻、驚恐交集、思慕群侶的孤雁，正是作者自身心境的寫照。在時代的鉅變中，他不僅失去了往日的生活環境，被迫四處漂流，而且常常處在一種無依無靠、不知何終的失落感中，詞中就滲透了這樣的情緒。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年輩大約與張炎相仿，入元后曾任慶元路學正。有《花外集》，又名《碧山樂府》。他雖然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卻很複雜，在他的詞中，也仍有許多是寫故國之思的。只是這種情緒，並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對宋王朝的懷念或民族意識，而是同世事無常、興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滄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時又滲透了個人在歷史鉅變中無可奈何、只能聽任擺佈的淒涼感。在寫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張炎寫得更隱晦、含蓄，常常借甲詠乙，藉此喻彼，看上去大多隻是詠物、寫景以及寫男女戀情，而在隱隱約約之間，用些特殊的筆法，暗示詞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實想法與情感。如《眉嫵·新月》中“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齊天樂·螢》中“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天香·詠龍涎香》中“訊遠槎風，夢深薇露，化作斷魂心字”等，都是如此。其中《齊天樂·蟬》借蟬詠懷，嘆息歲時變遷的無情，自述“清高”、“悽楚”，最為人稱道。正由於王沂孫是以深隱的筆法抒發複雜的情感，所以詞的結構特別地曲折，語言也特別地精細。
宋元易代之際，與周密、張炎、王沂孫詞風相近的詞人還有一些。他們大抵都是被時代鉅變的風浪所顛簸而不知何往，既不能抱必死之志投身血火，又不能忘情故國，所以他們的詞一般說來都有這樣的共同特點：骨力較弱、氣勢較小、境界較狹，但內涵卻很深，滲透著很複雜的傷感情緒，和想要向高遠處掙脫的慾望。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多用精緻而豐富多變的層次結構，隱喻暗示的手法（所以他們的詠物詞特別多），精細工巧的語言，往往以清麗空靈為追求的目標。張炎的詞學理論著作《詞源》可以說是他們的詞的理論總結。
《詞源》中提出了兩項最重要的準則，一是“雅正”，即語言上不趨俗、不乖張，既不能像柳永詞那樣俚俗軟媚，也不能像蘇軾、辛棄疾詞那樣縱恣無忌，破壞詞本身的語言習慣，而是要典雅、合樂、中律，以此傳達一種高遠的意趣；二是“清空”，即整體境界的蘊藉清明，表面淡雅空靈而不落痕跡，內涵卻很深沉。這種理論當然有其偏狹之處，但這一派詞人遵循這種觀念的創作，在詞的形式和語言上應該說達到了很高的造詣。要論詞的深婉清麗，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同他們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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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江湖詩人
“江湖詩人”是個泛稱，從廣義上說，它不僅指被稱為“江湖派”的一大批詩人，還包括通常被稱為“四靈”的趙師秀（字靈秀）、徐璣（字靈淵）、徐照（字靈暉）、翁卷（字靈舒）。
南宋寧宗、理宗年間，杭州書商陳起以一個富商兼詩人的身份，結交了不少當時的文人雅士，他們相互應酬唱和，形成了一個不固定的詩人群。而陳起以他定居文化中心杭州的優越條件和他所擁有的財富，儼然成為這一詩人群來來往往的聯絡樞紐。寶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