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中州集》，於所撰劉西嵓汲小傳中如此大段引錄李純甫的議論，而此種議論對認識劉汲的生平、思想、詩歌等並無直接關係，這實在表現了他對純甫這一議論的尊崇、贊同。元好問在《中州集》李純甫小傳中於純甫亦極推重，那麼，說元好問在文學思想上受有李純甫的影響當並非傅會之語。
與李純甫一樣，周昂也認為“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無幾，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王若虛《滹南詩話》引）由此，他又提出：“文章以意為主，以字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
（參見《中州集·常山周先生昂》及王若虛《滹南詩話》）。由這種理論雖可引出反江西派的結論，但他自己卻並未正式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張。所以，在金代中後期最早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張的，實是李純甫。值得注意的是：李純甫為弘州人，弘州原屬於遼。周昂真定人，王若虛藁城人，元好問太原秀容人；這些地方雖原屬於北宋，但都接近遼、宋邊界，較易接受遼文化的影響。李純甫的強調“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愧”，顯與遼文學的任情傾向相通。也可以說，金代中後期的這一反江西派的活動，與遼文學的傳統不無聯絡。當然，反江西詩派的活動能以如此的規模展開，尚有其現實基礎：金的衰亡給士大夫帶來的內心痛苦和感情的激盪迫切地需要在詩歌裡得到表現，江西詩派的主張跟這樣的要求之間顯然存在矛盾。
王若虛的《滹南詩話》除複述周昂的主張外，並明確提出：“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又說：“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在他看來，詩歌只要出於詩人的“自得”，又能文字通順，在邏輯上沒有毛病（即所謂“辭達理順”），不管趣尚如何，都是名篇；因為詩歌的根本要求，就是“發乎情性”的“哀樂之真”。所以，他反對黃庭堅的“以句法繩人”和其所倡導的在形式上的種種清規戒律，他認為那隻能損害詩歌的情性之真。“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新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為富，點化陳腐以為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他的《滹南詩話》不但對黃庭堅的詩作了很多抨擊，對理學家的詩說也有所譏諷。如雲：“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雲：‘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這與李純甫的不服膺理學，可謂一脈相承。
元好問的論詩主張集中於其絕句《論詩三十首》。下面幾首常被引用：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耐爾何！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
他肯定建安、魏晉，否定齊、梁，從而大為讚頌陳子昂，並致憾於沈、宋的不廢齊、梁；他對溫、李含有不滿；對黃庭堅還有所肯定，對江西詩派則顯含輕蔑。這跟李純甫為劉汲《西嵓集》所作序中的論點以及《滹南詩話》中的上引見解都有相通之處。他在別的文章中，還說《詩經》中《氓》、《伯兮》、《靜女》等篇，“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陶然集詩序》），更與李純甫的“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同一機杼。不過，元好問又以為“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故肆口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成文，適足以汙簡牘”（同上），將道德評價作為文學批評的首要標準，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創作原則設定了限制，顯示了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但從下文所引的他的有些作品來看，他的限制並不嚴格，對率真、任情仍很堅持。
不過，對元好問來說，在其文學活動中最重要的並不是文學批評，而是詩歌創作。
他既生活在動亂的時代裡，其詩也常與政治現實相關連。
一般說來，他那些直接寫人民的貧困、飢餓、受官府欺壓之類現象的詩，還不如他的那些著眼於現實、抒發其自身悲慨的作品來得動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