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他的《雁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平土。排程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雁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奉驅車，人牛亦何苦！
這詩雖寫了人民的苦難，統治者的貪暴，但帶給讀者的感受卻比較一般，難以引起較強的同情或憤恨。那主要是因為作者自己跟那些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本有相當的距離，無法對他們的苦辛感同身受，從而對統治者的暴戾的憎恨也就不能真正強烈起來。但下面的這些詩卻很能導致讀者的共鳴。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岐陽》三首之二）
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荊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蝨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之四）
這兩首都悲憤虯結而深具力度，戰爭的巨大災難給詩人帶來的焦慮、痛苦以十分凝鍊、集中的形式表現出來。前一首所寫的戰事雖發生在岐陽（今陝西鳳翔一帶），詩人則處於今河南省境內，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這樣的禍難也隨時可以降臨到詩人頭上。所以，他對此實有切膚之痛，篇末的“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已經不僅是基於對戰區民眾的同情，更是從自己命運出發的悲嘶。後一首雖有“喬木他年懷故國”之句，流露出對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點仍在顯示戰禍的慘酷。意謂汴梁（今河南開封）即將毀滅，只剩下喬木、野煙，再也沒有行人了，與前一首中殘陽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後一首還突出了對不能衛護國家的群臣的蔑視和對自己有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的信心，較前一首的內容複雜；但無論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這種渾厚、強烈的感情和由此導致的自然、豐富的想象，再配以高度的表現能力，就是元好問詩歌藝術成就的所在。
以上引的“岐陽西望”四句來說，所寫的是對於被元兵包圍的岐陽的極度關心及其想象中的當地的悲慘情景。其想象十分逼真而細膩，而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實不僅有賴於想象力的豐富，更有賴於對備受戰爭荼毒的岐陽（以及所有類似地區）的民眾的深厚感情。沒有這樣的感情基礎，想象力也就無從發揮作用。而且，在這樣的想象中，連“野蔓”和“殘陽”都被賦予了感情，這也正是詩人自身感情的外化。
至於其表現力之強，首先在於場景的創造和選擇。如“野蔓”二句，分別寫戰死者的暴骨郊野與平民的大量被殺和逃亡而帶來的城市的破滅，這正是戰爭的殘酷最怵人心目之處。而這類場景並非詩人所見的實事，是在其想象中創造出來的。但當其想象之初，戰爭的種種恐怖場景必然紛至沓來，絕不止這兩個，故要經過選擇。同時，這些想象中的場景想來不會在一開始出現時就如此豐滿，而應經歷過由簡單至繁複的、不斷創造的過程。
其次是錘鍊字句的功力。詩人力圖以最少的字句來表現儘可能多的內容。這仍可以“野蔓”兩句為例。贊“野蔓”的有情實是斥責元兵的殘暴。問殘陽“何意”照射空城，是說空城的情景已經慘不忍睹，殘陽為什麼還要照射它呢？“何意”一詞雖似對殘陽而發，其實是間接抒發自己的悲痛。換言之，有了“有情”、“何意”四字，這兩句就兼具了寫景物、抒感情兩種性質。其錘鍊字句的造詣，於此可見一斑。又，“殘陽”本指夕陽，但“殘”字也有殘缺、殘滅等意義；這裡不用“夕陽”而用“殘陽”，也就有可能使讀者產生連太陽都已殘破的聯想，增加恐怖的氣氛，同樣是煉字的結果。
第三是典故的運用。這有助於增加敘述的靈動。例如“隴水東流聞哭聲”一句，在全詩中實具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但既然“岐陽西望無來信”，詩人又怎麼能知道“野蔓”二句所述的那些情況呢？如說是料想所得，就必然削弱了感染力。
現在用了“隴水”一句，使上面所述成了傳來的“哭聲”所顯示的內容；雖然實際上仍出於詩人的料想，在讀者的感覺上卻泯滅了料想的痕跡，在表現方面也顯得玲瓏剔透，一氣呵成。那麼，詩人又怎能聽到那裡傳來的哭聲呢？這是藉助於典故。北朝《隴頭歌》說：“隴頭流水，鳴聲嗚咽。回望秦川，肝腸斷絕”。“嗚咽”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