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造成破壞，但若干中心城市，卻反而人口激增，財富更為集中，出現畸形繁榮；全國統一以後，城市經濟的增長更為迅速。如《馬可波羅行紀》記載元大都的景象，不僅人口眾多，華屋巨室列布，四方異域之人會聚，而且“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
……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這些話或許未免誇張，但我們從中仍然能夠感受這一消費性大都市流金溢彩的氣氛。而隨著都市經濟的發達，市民階層自然也相應地壯大，當時已有“一百二十行”之說（見關漢卿《金線池》）。這些市民既不像傳統文人士大夫那麼高雅，又要比鄉村農夫見多識廣，在經歷了喧囂忙碌的生活之後，觀賞既富於市俗性又具有較高藝術性的戲曲對於他們是很合適的精神享受。他們以自己所擁有的財力支援了元雜劇的成長。杜仁杰《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套數具體描述了當時雜劇作為一種商業性演出的情形：“見一個人手撐著椽做的門，高聲的叫‘請請’，道‘遲來的滿了無處停坐’。說道‘前截兒院本調風月，背後麼末敷演劉耍和’。高聲叫‘趕散易得，難得的妝合’。”“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個木坡，見層層疊疊團圝坐。”而無名氏雜劇《藍采和》中演員的自述，“學這幾分薄藝，勝似千頃良田”，也正道出雜劇演出的商業性質。為了適應商業演出的需要，並與其他伎藝競爭，劇本和表演藝術也必須在投合觀眾口味的前提下不斷提高。夏庭芝《青樓集》載錄活躍於大都的著名雜劇藝人珠簾秀、順時秀、天然秀、司燕奴等，當時在觀眾中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蒙古貴族的愛好對元雜劇的興盛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為“尚功利”的表現之一，他們在很長時期內都未曾搞懂講究“修身養性”的儒學到底有什麼用處，卻很重視工匠、藝人的價值，往往在攻破一座城市以後，首先把這兩類人挑選出來帶回自己的根據地。他們中多數人的漢語文化修養固然不足以欣賞高雅的詩詞，他們的民族性格也難以對這種純粹的書面文藝發生興趣，所以歌舞伎樂為他們所特別嗜好。元代的教坊樂部規模非常龐大，在中國歷史上是頗為突出的。元代宮廷中，也經常由教坊司搬演各種歌舞和雜劇。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異質”的侵入，它打破了傳統的詩詞文學與市俗文藝的不平等關係。這種態度也影響了士大夫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戲曲產生很深的愛好，在當時的條件下，又可以無所忌憚地與藝人們交往。《青樓集》記載了許多官僚和著名學者文人與雜劇藝人交往的軼事，其中如胡祗遹，官至提刑按察使，與珠簾秀關係甚密。他的《贈宋氏序》，又是中國早期的重要戲曲論著，文中雖也簡單提到“樂音與政通”，雜劇可以反映“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但大量篇幅卻主要是論述雜劇給予廣大觀眾的精神享受，尤其是“宣其抑鬱”、使一般人在勞苦焦慮的現實生活中獲得輕鬆愉快的作用，這表現了對於戲曲藝術價值的比較切實的認識。
而使得元雜劇發展成熟、繁榮興旺的一個關鍵因素，則是專業作家群的形成。宋金時期的雜劇、院本雖因為僅存名目而無法瞭解其詳情，但從筆記雜著及元明戲劇中所透露的情況來看，大體可以斷定其形態是簡單粗糙而缺乏文學價值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就是因為缺乏固定的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編劇隊伍。元代的情況則大有不同。蒙古統治者雖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漢族文人為官員，但元初很長時期中廢除了科舉，使廣大知識階層失去了仕進之途。當時有所謂“九儒十丐”之說（見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大量儒生幾乎成了卑賤而無用的廢人。他們中有的成為工匠、商賈、吏胥，而淪落為奴僕、乞丐的也不計其數。既然讀書人的社會地位並不比戲曲藝人高，而從事戲曲又是一條可行的謀生道路，自然會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文化修養、藝術趣味很高的人投入到這一行業，並將其文學專長用於劇本創作。特別是關漢卿，既能夠粉墨登場，懂得表演藝術，又有傑出的寫作才能，而且能夠深刻地理解社會與民眾生活，他作為民間編劇團體“書會”的成員從事劇本創作，有力地促進了元雜劇藝術的突破與提高。關漢卿所作的劇本，今天還見於記載的就有六十六種之多，這已足夠為元雜劇奠立雄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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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漢卿和他的雜劇創作
一、關漢卿的生平與個性
作為中國古代偉大戲劇家的關漢卿，其生平情況，只能以現存的一些片斷材料推知大概。《錄鬼簿》說他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