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人，號已齋叟，曾任太醫院尹。關於他的籍貫，此外還有祁州（今河北安國）、解州（今山西運城）等幾種不同的說法，但通常以《錄鬼簿》為據；關於他的仕宦情況，由於元代太醫院並無院尹官名，關漢卿敘及本人生活情況的散曲亦全無與此有關的痕跡，邾經《青樓集序》又說他入元后“不屑仕進”，所以我們覺得頗有些可疑，如果說這是指金代的官職，也有難以解釋的地方。
關漢卿的生卒年也很難推斷。《青樓集序》把他和杜善夫、白樸都列為“金之遺民”《錄鬼簿》將他列為“前輩已死名公才人”，他由金入元當是可以肯定的。關漢卿傳世有散曲《大德歌》，是以元成宗大德年號（始於1297）為題。假定他在1300年前後去世，也必須享壽達到九十左右，才有可能在金代已經做官。這在古代是很特別的情況，通常會在與他有關的資料中反映出來，但實際上卻沒有，所以我們認為說他仕於金也有難以解釋的地方。大體上我們只能肯定他出生於金的晚期或末年，根據楊維楨稱他為“士大夫”以及他所具有的文化修養來看，其家庭在金代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入元后很可能是並未出仕，而僅是以一個劇作家兼藝人的身份活躍於大都的戲劇界。
關漢卿是元代最早從事劇本創作的作家之一，他和同時代的雜劇名家王和卿、楊顯之、梁進之、費君祥等有較密切的交往，常在一起商酌文辭，評改作品；他長期生活於勾欄瓦肆，與一些著名藝人也相當熟悉，今尚存有他贈珠簾秀的套數。
元統一全國後，關漢卿曾到過杭州，在《南呂一枝花·杭州景》套數中描繪了這座南方城市的秀麗風光和繁華生活。
關於關漢卿的為人和個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說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
對此，他本人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套數中有更透徹的自白。他毫無慚色地自稱“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在結尾一段，更狂傲倔強地表示：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圍棋會蹴踘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關漢卿經常流連於市井和青樓的生活面貌，同時又以“風流浪子”的自誇，成為叛逆封建社會價值系統的大膽宣言。曲中所描繪的生活，按照士大夫的傳統人生取向標準來看，分明是“墮入下流”，但關漢卿卻欣喜於在這種生活中得以解脫了功名利祿的“錦套頭”而獲得自由與快樂；他的如數家珍的羅列炫耀，對於士大夫的傳統分明帶有“挑釁”的意味。這種人生選擇固然是特定的歷史環境所致，但關漢卿的自述中充滿昂揚、詼諧的情調，較之習慣於依附政治權力計程車人心理來說，這種熱愛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當然，關漢卿不僅是一個“風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張”人生貴適意”，主張及時享樂，“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雙調喬牌兒·無題》），同時（特別是在他的戲劇作品裡）又表現出對社會的強烈關懷，對於社會中弱小的受壓迫者的同情和讚頌，這和許多具有官員身份的文人出於政治責任感所表現出的同情人民的態度有很大不同，在這裡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著個人在社會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
二、關漢卿的雜劇作品
關漢卿見於載錄的雜劇共六十六種，現存十八種：《竇娥冤》、《單刀會》、《哭存孝》、《蝴蝶夢》、《調風月》、《救風塵》、《金線池》、《切膾旦》、《緋衣夢》、《謝天香》、《拜月亭》、《雙赴夢》、《玉鏡臺》、《裴度還帶》、《陳母教子》、《單鞭奪槊》、《五侯宴》、《魯齋郎》，其中個別作品是否關漢卿作，尚有爭議。另外還有幾種有殘文傳世。對於上述現存的十八種劇本，按照習慣，可以分為公案劇、愛情婚姻劇、歷史劇三類。
《竇娥冤》、《魯齋郎》、《蝴蝶夢》三劇，為公案劇的代表，也有人把這幾種歸類為“社會劇”。確實，這些劇作透過公案故事，揭示了深刻的社會問題，尤其是黑暗的政治勢力和邪惡的社會勢力對弱小者的殘酷壓迫，表現了廣大民眾對於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