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大都集中東南沿海城市。南北統一以後，東南沿海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北方城市的地位明顯降低，所以引起北方雜劇作家紛紛南下。在作家陣容、作品數量方面，後期明顯不如前期，但有些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具有時代與地域的特色，如秦簡夫的《東堂老》就是一例。其他重要作家有鄭光祖、喬吉等。
元雜劇是用北方的曲調演唱的。在南方地區，自南宋以來還流傳著一種用南方曲調演唱的戲劇，稱為“戲文”或“南戲”，其體制、聲腔、樂器、風格與雜劇均有不同。元代南戲仍舊只流行於東南沿海地區，繁興程度遠不如雜劇，留存的作品也很少。其中較重要的有《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它們的作者大多很難確定，題材主要依據長期流傳民間的故事。其倫理意識及生活情趣更具世俗性。至元代末年，高明寫出了《琵琶記》，透過趙五娘、蔡伯喈的家庭悲劇，比較深入地反映了封建時代的某些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由於文人的參加，南戲的創作水平同樣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並預示著它將進一步興起。
與城市經濟文化密切聯絡的白話小說在元代繼續發展，並獲得新的成就。小說的成長，需要一批數量穩定的接受者，他們的興趣，直接影響著小說的題材和情趣。在元代，一方面在杭州等都市中，唐宋以來的“說話”伎藝仍相當繁盛，另一方面，小說也藉著出版商的力量擴大其傳播範圍，獲得更多的接受者。虞集曾提到元代的福建地區“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佈中外，極乎四海”（《鄭氏毛詩序》）。而現在能看到的講史類話本的早期刻本，如《全相平話五種》、《新編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薛仁貴徵遼事略》等，均出於元代；
說經類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亦刊於元；近年還發現了一種元刻小說類話本《紅白蜘蛛》的殘頁。
元代小說話本由於除上述《紅白蜘蛛》殘頁外，沒有早期刻本傳世，鑑別和分析都很困難。據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在明中葉洪楩所編《清平山堂話本》、晚明馮夢龍編著的“三言”中，尚存有若干較接近原貌的元代小說。合併前面所說有早期刻本的另兩類話本來看，這些以元代作品為主的話本小說重視虛構性與趣味性，其思想感情往往與市民階層相通，在小說藝術方面也有明顯的進步。它的基本特點對後來通俗小說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話本小說的廣泛刊刻流行引起了一些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的創作興趣，到元后期，出現了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部鉅著——《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滸傳》；《水滸傳》在明初又作了進一步的加工。《三國志通俗演義》藉助史書的資料和民間傳說，以文白相雜的語言，展開了宏偉的歷史畫面，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作品中既表現出“正統”、“仁政”等傳統思想，也反映了重“義氣”和崇尚智謀的市井意識。《水滸傳》的年代稍遲，成就也更為顯著。
它熱情地歌頌民間的反抗鬥爭，讚美梁山好漢那種豪爽磊落、無所畏懼的英雄性格，肯定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和“大盤分金銀”為象徵的享樂慾望，表現出濃厚的世俗化傾向，也滲透了重商意識。它的產生，顯然和東南地區發達的商業經濟有關聯。正是由於肯定了自然的人性、世俗的慾望，再加上純熟的白話藝術，《水滸傳》成功地刻畫了一系列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標誌了中國小說藝術的深刻演變。
關於《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的作者羅貫中、施耐庵，人們所知甚少。但依據極有限的資料和小說本身的情況，仍可以肯定他們都是具有相當素養的文人。這也和元代戲劇的情況相似。
關於元代小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創作的文言小說。
文言小說自唐傳奇以後，在宋代一度出現顯著的退化，其特點是虛構性和想象力的減弱，資料性、知識性的增強和議論的苛嚴。後來則受到市民階層的影響，出現了若干與說話相通的因素。元代文言小說雖留存數量不多，但以《嬌紅記》（舊署虞集或宋梅洞作，實應為元末無名氏作）為代表，不僅繼承、發展了宋代小說的新因素，而且在表現男女主人公對自由的愛情的熱烈追求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畫、故事情節的細緻描寫諸方面，都已超出唐傳奇。代表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最高成就的“三言”、“二拍”，實際是從宋元話本和元明文言小說兩方面汲取營養而形成的，所以對元代文言小說的進步不可輕視。
元代另一種饒有新鮮意味的文學型別是散曲。它和雜劇中的唱詞使用同樣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