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鶯鶯，鶯鶯很快回了他一首，約他進去，見面後卻把他數說了一頓，“張自失者久之”，“於是絕望”，但過了幾夜，鶯鶯卻自動到他的房中與他歡會了。對鶯鶯的這種前後相異的行動的原因，《鶯鶯傳》毫無交代。因此，雖不能據此就說鶯鶯的性格前後矛盾，但至少可說作者並未注意到鶯鶯性格的完整性。而在《西廂記諸宮調》中，不僅對此處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這作為鶯鶯在克服禮教對自己束縛的過程中的幾個密切聯絡的階段，進一步顯示出其性格發展的可信性。在這裡還應說明的是：在《西廂記諸宮調》中，鶯鶯在與張生私會後，其性格仍在繼續發展。她與張生歡會之初，十分羞怯；但過了些時候，就顯得很主動，終至成為難捨難分；於是，在張生赴京時，她變得痛苦不堪；其後崔夫人又讓她與鄭恆成親，她就覺得再也無法忍受這痛苦的生活了，決定自殺。像這樣細膩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個發展過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西廂記諸宮調》在中國文學史上實具有重要地位。
至於其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離不開遼金文學任情率真的傳統，只要看其與元好問都讚美男女私情，就足以說明其間的關聯；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從漢族長期的文學積累中吸取營養，這是隻要看看作品中對唐宋詩詞的大量運用就可以明白的。在這方面，既有文句的採用，也有境界的吸收。前者如表達鶯鶯在張生赴試後的愁緒的“非關病酒，不是傷春”（《道宮·尾》），就源於李清照的“非幹病酒，不是悲秋”（《鳳凰臺上憶吹簫》）；後者如寫張生鶯鶯分別情景的《大石調·玉翼蟬》：“……不忍輕離別。早是恁悽悽涼涼受煩惱，那堪值暮秋時節。雨兒怎歇，向晚風如凜洌，那聞得衰柳蟬鳴悽切。未知今日別後，何時重見也，……縱有半載恩情、千種風情何處說！”跟柳永《雨霖鈴》的“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都說到秋日的離別更為難受，都寫到蟬鳴、楊柳、雨、風，而且都以別後“縱有千種風情”無處述說作結，這許多類似之處，顯然不能以“英雄所見略同”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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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編 元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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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
元朝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統一各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國（1206），至蒙古王朝滅金、統一北方（1234），為第一階段；由此至蒙古大軍佔領南宋都城臨安（1276），即蒙古人統治中國北方的時期，為第二階段；
由此至元順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明王朝建立（1368），即元王朝統治整個中國的時期，為第三階段。而通常所說的元代文學，主要是指後兩個階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間，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漢語從事的文學創作。其他民族語言的創作，則因資料缺乏和條件所限，無法涉及。
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野蠻的征服者自己總是被那些被他們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統治者進入中原以後，也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族文化。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統”，自命為中原正統帝系的繼承者，後又據《易》“大哉乾元”之義改國號為“元”。這些都意味著蒙古政權的文化性質的某種轉變。忽必烈採用許衡等儒士“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元史·許衡傳》）的建議，變易舊制，以適應中原地區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實即形成了蒙古貴族和中原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
但與此同時，蒙古統治者在政治上始終奉行民族壓迫政策，這較集中體現在所謂“四等人制”上，即把國民分成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種等級。蒙古貴族包攬軍政大權，漢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僅次於蒙古人，如回族人善於經商理財，在朝中有很大勢力，是蒙古貴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為漢人，包括原屬金朝境內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族；最末等為南人，指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備受傾軋，不得不忍氣吞聲，就與他“南人”身份有關。元朝的民族歧視政策是惡劣的。
元政府在經濟上也有民族掠奪性質。如朝廷給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貸的特權，中原人民為交納賦稅，常向西域商人借銀，結果連本帶息，越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