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大，以至傾家蕩產都還不清債。元代的經濟掠奪以江南地區被害尤烈。當時，京都“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元史·食貨志》），在中書省和九個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廣）每年所徵稅糧近六百五十萬石，佔全國總數的二分之一強，而江浙一省就徵近四百五十萬石，佔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同上）。元末農民義軍韓山童部就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的極端不均作為宣傳口號（見葉子奇《草木子》），實即表達了南人對於民族掠奪的憤恨之情。正是由於民族壓迫的基本國策及文化差異諸原因，元統治者最終未能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備的法律制度。隨著民族和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廣泛而嚴重的自然災害所引起的劇烈的社會動盪，終於導致元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元王朝的統治。
但元代社會很有些特殊之處值得注意。近來，元史研究者普遍認為，過去過於誇大了元朝落後、黑暗的一面，是不適當的。儘管元朝的政治、經濟存在著若干倒退的現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沒有的積極因素，這既表現為由於蒙古族入主中原，帶來了某些文化的“異質”，給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現為由於意識形態控制的放鬆，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範的束縛，以及蒙古統治者某些為自身利益考慮的政策，從反面造成了有利於文化發展的效果，從而，在經濟、思想文化及社會生活諸方面產生了一些引人矚目的特點。
統一結束了數百年間各民族相互紛爭戰亂的局面，出現了各族人民之間空前的融合，帶來卓絕的文化成果。據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外國人或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而有成就者達三百餘人。其中如貫雲石、薩都剌、迺賢等人為中國文學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於中原地區，他們的天文、醫藥等成就，被介紹到中國。
元代的疆域“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國同歐洲、中亞、東南亞的交通極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躍。中國的印刷術、火藥、造紙術、指南針，都是在元代傳入歐洲的。而遍佈全國的驛站，東南沿海航道的開闢，都促進了地區之間物資與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黃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紡技術引進松江，即與便利的海道有關。
元統治者重視商業，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就一邊作戰，一邊派人保護商人貿易。所謂“元以功利誘天下”（方孝孺《贈盧通道序》），即與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崇義黜利”的治國方針不同。終元之世，商人異常活躍，張之翰《議盜》雲：
“觀南方歸附以來，負販之商，遊手之輩，朝無擔石之儲，暮獲千金之利。”手工業的發展亦達到最佳歷史水準，據徐一夔《織工對》一文所載，在元末杭州，已出現一定規模的紡織作坊，傭工可自由來去。
工商業的發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興的重要城市呈現空前的繁榮。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馬可波羅行紀》對元大都的繁華留下了充滿羨慕的描繪。此外，北方中原地區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濟南、太原、平陽和南方的揚州、鎮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經濟都十分活躍。而東南沿海的上海、澉浦、慶元、溫州、福州、泉州、廣州等都是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異常頻繁。如崑山的劉家港有“萬國碼頭”之稱，馬玉麟《海舶行送趙克和任市舶提舉》一詩極其生動的描繪了“蕃人泊舟”時碼頭上歡樂和繁忙的情景。
與這種經濟形態中的新成分的增長相一致，社會思想也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方孝孺在《贈盧通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風“習於浮誇”、“以豪放為通尚”、“驕佚自縱”，且不論其批評的基點是否正確，他把這種士風歸因於元朝統治者崇尚“功利”，則有助於認識歷史的真實。因為崇尚功利，社會中傳統的輕商觀念便有所轉變。遂產生了像秦簡夫《東堂老》那樣以讚賞的態度刻畫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義山的《金少翁傳》用擬人化手法刻畫金錢形象，也絕少傳統道德的憤激情緒，倒流露出幾分羨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還有個別士大夫為商人寫傳記或碑銘。這些都是城市經濟發展、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現。
在元代，儒家的獨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統治力量比較前代都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對鬆動和活躍的局面。
從表面上看，正統儒學仍在發展，程朱理學在南北地區不斷擴充套件其影響力；甚至在仁宗恢復科舉時，規定以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