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程頤等人的傳注為經學考試的依據，使程朱理學首次成為官學。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獷豪放的性格，重視實利的習慣，並不是很快能夠在這種抑制性的思想學說中得到改造；因此，他們推行這種思想學說的態度也並不十分積極。而且，元代仕出多途，科舉在選拔官員方面的作用遠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進士出身，也是官職卑微，因此這種“官學”於社會思想所起的作用頗為有限，這與明清時尊奉程朱理學的後果是有區別的。同時，官方雖然利用儒學，但對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寬容態度，從整個元代的情況來看，統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於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詩云：“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俗子執鞭亦貴，書生無用分明。”即道出當時儒士的窘境。
另一方面，儒學也受到來自其內部的抨擊，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會形態的影響，而分化出不同於傳統儒學的思想傾向。如謝枋得《程漢翁詩序》雲：“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幫道學先生高談性命，無益於國是。又如許衡提出儒者當以“治生”為“先務”（見《許魯齋先生年譜》），即主張經營產業，與傳統儒學“重本輕財”的思想已有不同。浙東儒學的代表者王禕綜合宋儒各家學說，認為“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都可列為“聖賢之學”（《知學齋記》），同樣表明了正統儒學內在的變革因素。
更值得重視的是儒學內部叛裂出來的“異端”思想家。元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宣稱自己獨立於儒教之外，且著文嚴斥君權，對封建政治的專制本質作了大膽思考，很有進步意義。另一位“異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楊維楨，他的思想和處世方式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功利”特徵有更密切、直接的關係，被“禮法士”斥為“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會一個重要的、與文學發展關係最為密切的現象，是由於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和對科舉的輕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從而也就擺脫了對政權的依附。他們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透過向社會出賣自己的智力創造謀取生活資料，因而既加強了個人的獨立意識，也加強了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絡，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由此發生了與以往所謂“士人”明顯不同的變化。而即使是曾經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與統治集團離異的心理，並受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他們的思想情趣同樣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這對於元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關鍵的作用。
元代的歷史並不長，但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元代文學卻呈現出異常活躍而繁榮的面貌，它對於認識中國文學的發展趨向有重要意義。由於社會內部經濟、文化諸條件的變動，促使文學同大眾傳播媒介結合，戲曲、小說成為新興的文學樣式，走在中國文學發展程序的前沿。戲曲與小說，無論在題材、內容或美學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們的讀者或觀眾——主要是市民——的制約，表現出世俗生活的眾生相及其美學情趣，為中國文學增添了新的東西，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原創活力。而傳統的文學樣式——詩、詞、文，仍與知識階層的生活與心理有密切關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通俗文學的衝擊和影響，呈現某些新的特點。元代文學的這些特徵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
在元代文學中，首先異軍突起的是雜劇，它標誌了中國戲劇的成熟。前人又把元雜劇與元散曲合稱為“元曲”，與唐詩、宋詞並舉，各作為一代文學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像其他民族的文學一樣，中國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構成戲劇的諸要素——歌舞、表演及敘事形式等。然而中國戲劇在經歷一個漫長的醞釀過程之後，遲至元代乃獲得成熟與繁盛，則是特殊歷史條件刺激所致。城市經濟生活的繁榮、市民的娛樂要求的增長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來各民族帶來的文化“異質”的滲入，也有助於衝破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的侷限，增進對市井文藝樣式的重視，傑出作家的富有創造性的參與，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當蒙古王朝統治北方以後，許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現多樣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藝的團體。如“玉京書會”就是元前期活躍於大都的一個寫作劇本和唱本的團體，關漢卿是其中的成員。王實甫、馬致遠也都可以說是專業的劇作家。正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一些傑出作家，在宋金以來的雜劇、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發展出元雜劇這一成熟的戲劇形式。
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