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到寡婦，她的悲慘遭遇已經令人十分同情，卻偏偏又遇上地痞惡棍張驢兒父子的脅迫與誣害；當她自信清白大膽走上公堂時，等在那裡的是一個昏聵愚蠢、視人命如蟲蟻的太守。實際上，整個劇本中所出現的每一個人物，包括竇娥的父親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間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竇娥無窮的不幸，而地痞惡棍加上昏庸貪婪的官僚，最後把她送上了斷頭臺。這一結果徹底顛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惡各有所報的法則，無論在劇情本身還是在觀眾心理上，都已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濤，而最終從竇娥憤怒的呼喊中噴洩而出：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蹠、顏淵！為善的，更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滾繡球》）
這是帶普遍意義的控訴，是受壓迫者對黑暗的世間究竟有無公道可言的根本懷疑；只要類似的不公正還存在，它就永遠是驚心動魄的。
劇本在這以後寫竇娥的冤屈終於感動上天，使其臨死前的三樁誓願一一實現，最後並由她的經科舉做了官的父親平反冤枉，使得劇中的激情和尖銳的矛盾衝突平息下去，這是對觀眾欣賞趣味的有意無意的投合。畢竟，一般市民階層的觀眾，需要在看完一場戲以後仍能夠保持心理的平衡。但這樣一來，戲中原本異常強烈的悲劇色彩未免被沖淡了。
揭示苦難，最終又透過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結局使劇中的苦難有所消解，讓觀眾既宣洩了內心中對社會對人生的不滿，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滿足，這種結構方法在包公戲《魯齋郎》和《蝴蝶夢》中顯得更為特出。二劇透過“權豪勢要”對平民甚至小官吏的肆意壓迫描繪出一幅昏亂黑暗、無法無天、全然沒有公道和秩序可言的社會景象。站在黑暗現實對面的，是剛正不阿的“清官”包拯。但他也只能用瞞天過海、偷樑換柱的計策，懲除兇頑，保護弱者。包拯的形象，表現著受迫害的民眾對封建“王法”所承諾的社會公正的期望，是他們於黑暗中掙扎時所能夠看到的一絲光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關漢卿的創作代表了人民的理想。
同愛情、婚姻有關的題材在關漢卿劇作中佔了較大的比重。其中像《救風塵》、《切膾旦》（又稱《望江亭》）同時也反映了弱者對社會中邪惡勢力的反抗，帶有“社會劇”的意味。《切膾旦》寫譚記兒面臨楊衙內企圖殺害她丈夫、強娶她為妾的險境，機智地利用酒色將他愚弄，使之淪為階下囚的故事。《救風塵》由三個性格鮮明的人物，恰好地配合成一場喜劇：同是風塵女子的宋引章和趙盼兒，前者天真輕信、貪慕虛榮，後者飽經風霜、世情練達；而另一角色周舍，則是個輕薄浮浪又狡詐兇狠的惡棍。宋引章被周舍所騙，趙盼兒利用周舍好色的習性，以身相誘，將她救出火坑。這兩種劇本的特點，都是把惡勢力的代表放在被愚弄的地位上；他們雖然貌似強大，卻由於自身的卑劣品格而受到引誘、欺騙，終於大倒其黴，這無疑給普通觀眾帶來很大的快感。在這裡，通常為社會道德所不贊同的色相欺騙，成為代表正義一方的必要和合理的報復手段，這顯然反映出市民社會的道德觀念，劇情也因此變得十分活躍。
《拜月亭》和《調風月》則是一般意義上的愛情、婚姻劇。
《拜月亭》寫尚書之女王瑞蘭在戰亂流離中與書生蔣世隆結為夫妻，後來被父親強硬拆散。相隔多年，王尚書招進新科狀元為女婿，卻正是蔣世隆，夫妻終得團圓。《調風月》寫婢女燕燕委身於答應娶她作“小夫人”的小千戶，又被迫代小千戶向一位貴族小姐鶯鶯說媒，惱恨之餘，大鬧婚禮，使得小千戶不得不實踐諾言。這兩個劇本突出反映並肯定了女性對於婚姻的自主選擇。如王瑞蘭被父親逼迫回家，心中卻咒罵父親為“猛虎獰狼，蝮蠍頑蛇”，為了自己的滿足而棄“孝道”於不顧。燕燕所追求的地位雖說仍是低下的，但為了維護自己應得的利益，她同樣作出了不顧一切的努力。另外，《金線池》和《謝天香》都是寫士子與妓女的愛情，這是以前的其他型別文學中經常涉及的題材。但在關漢卿的筆下，那種彼此天涯淪落、相互憐惜的意味要更為濃厚，這同元代文人的現實處境及關漢卿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尤其是劇中對杜蕊娘、謝天香兩個妓女的心理和性格，描寫得真實而細緻，表現了作者對這一類人物的理解。
在關漢卿的歷史劇《單刀會》、《雙赴夢》、《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