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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1946年斯大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產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採取強硬路線。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產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歷史使命，樣樣俱全。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哪裡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裡發生影響。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說，把它侷限在已經著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內。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哈里·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於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號政策檔案》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檔案已成為“我國曆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面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他認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於我的。”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然後，阿瑟·范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援你。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援你。”
他發表了演說，他們果然也表示支援。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聯席會議撥款4億元，2。5億元給希臘，1。2億元給土耳其。隨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范登堡，就一個接一個走上講壇，向國內一切有影響的集團，傳佈“遏制主義”這個福音。這樣一直進行到5月22日，總統在堪薩斯城的繆爾巴赫旅館臨時辦公室最後簽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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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看來，杜魯門主義堪稱傑作。反對派中吵得最厲害的是右翼頭子，主張把共產黨人“趕回”到他們的戰前的邊界內。但是，有些反對者當時溫和地提出的問題，後來過了1/4世紀卻仍然未曾得到答覆。參議員塔夫脫提及希、土兩國政府即將接受美國武器時，建議不管問題性質如何，國會都該特別謹慎，不能將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總統。艾伯特·魏德邁將軍認為，遏制主義會導致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俄國人可以在其衛星國邊界上進行侵略性挑釁，“用他們的丙級隊對我們的甲級隊”，把美國弄到筋疲力盡。使人們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寫了一篇反駁凱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援魏德邁外，還加上他自己的論點。
李普曼這本薄薄的書，在1947年出版，書名是《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書中都稱凱南先生為“X先生”，一方面措辭客氣，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壓頂。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並特別提到凱南的觀點，“哪裡出現共產黨侵略的跡象”，就要在哪裡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他寫道：要是蘇聯像日本那樣是個海島的話，美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鎖。不幸的是，它是個大陸強國。在這種情況下，要遏制，就只能靠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流血的游擊戰爭。“歐亞大陸幅員廣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國軍事力量是有一定侷限的。”現在，希臘游擊隊員已把鬥爭轉向山區，現代化武器在那裡不能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