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領導人發表了聯合宣告。他們同意普遍裁軍是全世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關於柏林問題的談判應該“重開，以便獲得一項符合有關各方意見、有助於維持和平的解決辦法”；“一切重大國際問題不應訴諸武力而應透過談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決”；以及艾森豪威爾總統將於來年訪問蘇聯。
有一陣，報紙都大肆宣傳“戴維營精神”。一時間，它幾乎像羅斯福－丘吉爾的大西洋憲章那樣重要。人們認為美蘇關係的轉折點終於來到。這一切都是幻想。美國總統和蘇聯總理甚至沒有觸及在世界和德國前途問題上由於觀點不同而產生的基本的和嚴重的問題。溫良的情緒也難持久，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惡化，人們也就不再抱什麼幻想。參與其事的人中有的認為在同俄國人舉行任何新的會議之前必須打好更加堅實的基礎。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尼克松並不認為這次會談結果令人失望，證明杜勒斯對舉行最高階會議持死硬的反對態度是正確的。全世界各國政治家都已投身於《時代》週刊所說的“新的個人外交的全球競技”，誰也不願意再回到過去的冰冷狀態。他們經過精心安排的紛紛出遊，正在遵循一項導向圓滿結局的明確計劃。下一步就將是舉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階會議”的一種半決賽會議，參加者將是艾森豪威爾、麥克米倫、阿登納和戴高樂。這四個人將重申他們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並且為他們與赫魯曉夫之間舉行的決賽會議訂出共同的方案。
這個半決賽會議12月在巴黎召開。不過，艾森豪威爾的12月之行卻並不只限於法國。由於新式的波音707型噴氣飛機能大大減少人的勞累，使得個人外交的冒險探索大有可為。西歐各國首都對他舉行激動人心的歡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為向車隊歡呼的那股群眾熱情可以透過某種方式轉變為持久的友誼和更好的國際關係。抱著這種想法，再加上擺在面前的哈格蒂備忘錄，總統決定，他既已出國，不妨也去訪問一下義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臘、突尼西亞、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國的執政者。在他出國作此為時19天、行程1。95萬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經11國的旅行前，他向全國發表了電視演說。他說：“在執行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間，我希望增進外國對美國的瞭解，並更多地瞭解我們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總統頗孚人望的令人驚訝的新證明。在義大利，羅馬市民為一瞻他的風采而佇立在滂沱大雨中。在這裡，“艾克”叫成了“夷凱”。一位記者在《晚郵報》上寫道：“我們歡迎這個人，他對我們講話，用的是那種植著海洋般廣闊的麥田的堪薩斯農夫們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緊迫的危險面前，他號召‘和平，和平’，講起來一點也不講究辭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爾自己說安卡拉對他的歡迎是“我所經歷的最盛大的”。75萬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歡迎他到卡拉奇訪問。在新德里，他說他被歡迎的群眾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來也確實如此：百萬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舉著各種橫幅，向他歡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爾，和平之王！”他們向他乘坐的敞篷車投擲了大量鮮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國，都是如此。在德黑蘭，歡呼的伊朗人達75萬，他向伊朗議會兩院聯席會上發表了演說；當他對希臘國民議會致詞時，50萬熱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議會廳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帥在馬德里歡迎他時，參加歡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萬；在卡薩布蘭卡也有50萬人歡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卻也使人難以理解。在西歐受到的歡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但是在他此行訪問的國家中，惟一參加過二次大戰的是義大利，而當時義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為什麼印度的賤民願意步行40英里來看看美國總統？為什麼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費很多天時間編扎花環放在總統座車的輪前？部分原因似乎在於眾口一詞讚頌的“和平，和平”。戰爭到處都被認為是人類最大的災難，即使從未聽到過槍聲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這並不是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眾場面背後的全部原因。顯然美國遠比美國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愛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厲害一些，但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看來是讚許和信任美國的。
艾森豪威爾於12月22日返國。這一年的聖誕節是他的總統任期和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頂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國發表的聖誕節賀辭中（這次以28種語言向國外同時播送），他談到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