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羅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公開闡明政府計劃是要迅速復員。但不管怎樣，一個將軍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進白宮的。對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爾曼的攻擊，也是如此。杜威所需要的是有一個可以展開爭論的問題。而羅斯福卻憋死了他。
在芝加哥軍人操場上，總統坐在他的汽車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圓形看臺上的聽眾有十萬人，站在外面的又有十萬人。總統說，這次競選，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說是最奇怪的一次。共和黨人一方面罵民主黨無能，一方面又讚揚它所透過的法案。他們一方面說“嘮叨的，疲憊的老傢伙”把軍隊建設成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支陸海軍，這一切都不會改變，另一方面又說“因此，現在該是變的時候了！”羅斯福說：“他們實際上是說：‘那些無能的、疲憊的老怪物真的為世界持久和平開始莫定了基礎。如果你們選舉我們，這種情況我們一點也不會改變的。但是，’他們又悄悄地低聲說：‘我們會做得甚至連傑拉爾德·納埃或傑拉爾德·史密斯也不會不支援我們——我們會使任何相信孤立主義的競選資助者都支援我們。是的，我們甚至做到連《芝加哥論壇報》都滿意！’”
但是羅斯福的對手們有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那就是羅斯福的健康情況。如果當初對這問題進行了認真辯論，並把所有診斷材料在選民面前都擺出來，那麼結果就可能不同了。但當時這是不可能的。誰都不知道總統健康的真正狀況，甚至連總統本人和總統的醫生們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必然招致手段卑劣的指責。然而那些狂熱反羅斯福的報章卻不顧一切，全力攻擊。那年10月《紐約太陽報》在第一版社論中這樣開頭：“我們用不著有所忌諱，……不許公開談論總統有可能由他的副總統接任的，不是憲法規定，而是慣例如此。我們歷史上有六個總統是在任內死去的。”《紐約每日新聞》每次出版，都一成不變地提到富蘭克林·羅斯福已是六十二歲，而托馬斯·杜威卻只有四十二歲。《時代》週刊說：“六十二歲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已是一個老人了。”
白宮答覆由麥金太爾醫生提出來，因此他對此負有重大責任。他也象大多數總統私人醫生一樣，領有海軍中將的軍銜，是一個有資望的眼、耳、鼻、喉科醫生。在治療羅斯福的竇炎方面，他是個藥到病除的神醫。麥金太爾醫生對報界公佈羅斯福的狀況如下：
『“……體重略輕，比他的平常重量少八、九磅。坦率地說，我希望他會增重幾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沒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復。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鍛練。水的浮力使他的腿能夠活動，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它運動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無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擔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擔負起來，精力驚人。在大選期間，有種種傳說，說他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這都不確。”』
這位醫生以為這一番解說，應當使人滿意。但羅斯福卻不滿意。他也許因為患有麻痺症，所以對關於他健康的謠傳特別敏感，於是決定親自經受一次體力考驗來證明他的醫生所說屬實。第一個機會在紐約出現。他的車隊要走四小時，途經五十英里，由布魯克林區的埃比茨棒球場穿過昆斯區到布朗克斯區，然後到哈萊姆區經過曼哈頓中心，穿過百老匯大街，直到巴特利公園。那天正下著雨——傾盆秋雨下個沒停，寒氣襲人，沒有遮擋的話，任何人都會衣服溼透，狼狽不堪。這樣乘車淋雨，簡直就是發瘋。然而羅斯福卻不肯結束這次旅怪，甚至縮短也不同意。途中他只是停下來兩次，擦擦身，迅速換了衣服，一次是在布魯克林區海岸警衛隊車庫，一次是在他夫人在華盛頓廣場的公寓。其餘時候他都是站著——面帶微笑，揮動著他的軟呢帽，但樣子十分狼狽。
埃莉諾坐在隨行的特工人員的車上，焦急萬分。她乘的車是有頂的。她認為羅斯福的帕卡德牌座車有活動帆布頂篷，起碼他該叫人拉起來遮雨。坐在羅斯福前面的摺坐的是拉瓜迪亞和瓦格納也已衣服盡溼，為他擔心。雨下得愈來愈猛，把羅斯福的黑色海軍斗篷淋得閃閃發光。總統的頭髮被大雨淋得貼在頭上，比起四年前顯得就更疏更白了。他戴著夾鼻眼鏡，幾乎完全看不見東西。但幾十萬個美國人卻打著雨傘或者頂著溼透了的報紙，打著哆嗦，想親眼看看他那聞名全國的微笑，而羅斯福也決定讓他們看到，哪怕他本人一路上要咬緊牙關。六天以後，他又在費城乘著敞篷車，冒著冰冷大雨，遊行幾個鐘頭。事後，那些白宮新聞記者團都說他似乎活力充沛，精力旺盛，連那些憎恨羅斯福的報紙記者們也不例外。
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