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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約翰遜的人都看做外人。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只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約翰遜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只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並不重要——沒有別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肯尼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這個地位僅次於他的人物也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慣例，或許還由於人類的天性，美國透過選舉獲得第一號和第二號職位的人的關係從來就不很融洽。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於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他們忘記了，對於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於每天提醒他隨時可能死去。而且還不止於此。雖然有些人對於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並沒有一個等著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面。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瞭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號人物等著繼承的遺產的意義。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面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別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號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著接替他。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里·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艾森豪威爾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約翰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來，約翰遜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但是結果卻並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約翰遜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裡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裡去給非共產黨政權打打氣。他這一次並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儘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他十分欣賞吳庭豔，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