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行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別的人了。”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裡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吳庭豔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他的頭銜是總統，但並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裡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雖然吳庭豔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裡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汙吏。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准，一個連隊的指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臺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他只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別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開啟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隨著飛進來的啊！”
進去的固然很少，出來的也不多。這在情報方面，特別如此。有關越南戰爭的兩大奧秘之一是：為什麼它使許多西方專家為之聲譽掃地？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便是其主要原因。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竟有這樣多著名人物犯下這樣荒唐的錯誤，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於過早宣佈越南戰爭的解決辦法而大丟其臉時，許多軍人和政治家對越南戰爭的性質和它可能的發展前途也都作過錯誤的判斷。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州【指馬薩諸塞州。——譯者】參議員為使他的同事們散散心，向他們引述了一些早期對越南戰爭的議論，如“軍事形勢看來正越來越對我們有利”（1952年艾奇遜語），“我們認為，印度支那的形勢正在好轉”（1953年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語），法國打勝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語），以及“法國人正在贏得勝利”（1954年海軍上將雷德福語）。結果法國卻失敗了。七年中，法國人死傷1。9萬人。【美國在1961～1972年間，損失45；882人。法國傷亡的數字通常說是9。2萬人，但那數字中包括外籍軍團、非洲人和在法國指揮下作戰的越南人。法國不像美國，它沒有派遣應徵入伍的部隊到越南去。】這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的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確的，而這位參議員不是別人，正是約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後來卻也陷了進去。他對越南的政策最後也仍是以1960年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所作那種劉易斯·卡羅爾【見本書第三冊中譯本第931頁譯註。——譯者】式的估計制定的。那個報告預言：“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軍……將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總統批准了一項援助計劃，便是以戰爭將在18個月內獲勝為依據的。
有關越南戰爭的另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麼這樣多見解不同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四位總統（兩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都認為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這個國家，不管怎麼說，遠在亞洲，離我們有五千英里，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半島一片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來，華盛頓的歷屆政府卻一意孤行，甚至不顧美國國內的安寧，力圖使一些大可懷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統治。美國在越南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註定要失敗的。肯尼迪應該理解這一點。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出了越南勢必引起的麻煩，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當時他是眾議員）訪問過越南，返國後，透過“會見新聞界”節目說：“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援，在任何東南亞國家中想取得勝利都是沒有希望的。”後來，他卻也受到冷戰言論的影響。冷戰派人物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決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國對西貢承擔義務始於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議。日內瓦協定簽訂後，艾森豪威爾在給吳庭豔的一封信裡保證美國“幫助越南政府發展和維護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