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迪也敦促美國“儘早毫不留情地”對戰爭進行干預。邦迪估計獲勝的機會為70％。
肯尼迪下令作進一步研究，同意擴大在西貢的685人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批准了再為吳庭豔裝備2萬名越南部隊並承擔其費用的計劃（這樣總數便達15萬人）。像艾克一樣，他也希望援助應以南越國內的改革和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反對越共為前提，但是他卻並沒有強調這一點。當時他正在為柏林問題和禁試問題傷腦筋。施萊辛格懷疑他從來也沒有“充分注意過”越南問題。冷戰派觀察家繼續對越南問題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寫道：“形勢幾乎是一週比一週更壞。”他發現，“游擊隊現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沒有軍隊護送，我就找不到一個美國人願意讓我坐他的車子駛出西貢。”他報道說：“政治上的崩潰已達到驚人程度。”又寫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產黨那邊，他們似乎總能找到一些願為他們的事業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沒有為這種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間，游擊隊佔領了一個省會，處決了省長。吳庭豔部隊到處後撤。他無可奈何地召見了瑙爾汀，要求籤訂雙邊防禦條約。華盛頓立即表示支援。整個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約翰遜對東南亞的理解為依據的。副總統表示了一種典型的自由派立場，他從東南亞回國後寫道，越南的真正敵人是“飢餓、無知、貧困和疾病”。他認為，美國“必須——不管我們採取何種戰略——始終以那些敵人為我們進攻的目標，並充分發揮我們在科學和技術上的能力”。
總統為此派出一個高階調查團前往西貢，其中包括兩位最受他信任的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羅斯托。於是，一位將軍和一位好戰的文官（羅斯托自始至終是最不妥協的鷹派）便成了這個關鍵時刻總統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團裡沒有高階外交人士參加。索倫森後來曾寫道，這反映了“國務院無力同五角大樓競爭”。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犧牲政治上的考慮，而突出強調軍事目標。
泰勒－羅斯托報告形成了越南戰爭的一大轉折。為了挽救吳庭豔的命運，報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國顧問。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國步兵，需要時再增加。作為調查團主要成員的泰勒希望總統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重要的電視講話。他要求對南越進行干預的某些論點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極力主張派遣遠征軍時，竟拿越南同朝鮮相比，認為在朝鮮“美國部隊並沒有花費很大的氣力就適應了那裡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實際上，朝鮮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鮮戰爭是正規戰，敵人的隊伍越過分界線進攻，美國兵在比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們進行固定戰線的戰鬥。越南戰爭則是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進行的非正規戰。最重要的一點區別是，南朝鮮的當地居民希望美國人待在那兒，越南卻不是這樣；越南村民傾向於把美國白人部隊看成是來接替法國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於內閣一級的若干成員，其中包括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和艾夫里爾·哈里曼，對這一建議很感吃驚。但是，提出疑問的惟一高階人士還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絕在電視廣播中和人民見面，因為那會把越南問題搞得和柏林問題一樣。他還尖銳地指出，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不一樣，泰勒和羅斯托對美國進行干預的效果是樂觀的，因為他們認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滲透就行，至於如何才能做到，他們根本沒有提出辦法。最使肯尼迪感到驚愕的是關於派遣部隊的建議。索倫森寫道：“所有他的越南問題的主要顧問都贊同這一建議，說它是考驗我們的信用的‘試金石’，是我們的決心的象徵。但是總統實際上否決了這一建議，而只有他的這一票才作數。”肯尼迪告訴一位助手說：“他們想派去美國部隊。他們說，為了恢復信心和維持士氣，這是必要的。但這會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樣：部隊開入，高奏樂曲，群眾歡呼，可是四天之後，誰都把它忘了。然後，又會有人告訴我們，必須派出更多部隊。這就好像喝酒，酒勁一過，你又得再喝。”
雖然如此，他也難免為大家的意見所左右。他否決了派遣美國部隊的建議，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卻有所讓步，從1961年12月起就開始加強美國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爾的做法一樣，總統在同吳庭豔公開交換的信件中肯定了這一安排。這也不完全是單方面的，吳庭豔也同意進行改革，並且承認必須加強軍隊的指揮和提高士氣。但是沒有規定美國援助的限額，以及這一援助到何時為止，只是籠統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