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時候為止。泰勒並不認為這裡麵包含著什麼巨大的危險。他從菲律賓拍電報給總統說：“透過南越捲入一場亞洲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並不十分嚴重。”相反，喬治·鮑爾卻對此事十分不安。他說，吳庭豔在迫使我國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會罷休的。這正是吳庭豔的真正目的，這樣他就可以讓美國人去為他打仗，而由自己來鞏固政權。鮑爾預言，如果答應派兵，其規模就會不斷擴大。他告訴總統說，不出五年之內，就會有30萬美國部隊在越南。肯尼迪笑著說：“喬治，你真是瘋了。”
美國後來所以加速陷入越南（這證明了鮑爾和後來一些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因素乃是美國在西貢的決策人的性格。從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執政一千天的末尾，這裡的兩個關鍵性人物是瑙爾汀大使和2月到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哈金斯將軍。選用這兩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悲劇。瑙爾汀出身於弗吉尼亞望族，一向因循守舊，對亞洲毫無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國務院中強硬的反共派推薦的。不論出現任何危機，他都支援吳庭豔，而當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時，他卻會一去多日，到愛琴海上優哉遊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還要糟糕，他是波士頓一個世家的浪子，中學也沒有唸完就退了學。他在軍隊中的晉升，只因他精於馬術，是個勇敢的馬球隊員，喬治·巴頓需要輕鬆一下時陪同他騎馬的夥伴。他在第二次大戰中是巴頓的副參謀長，他那時的綽號是“槍通條”，是因為他貫徹巴頓的命令雷厲風行而得來的。但是和巴頓一樣，他自己有時卻不那麼遵守命令。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總統如實報告越南戰爭進展情況時，表現得尤其明顯。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況，不管訊息好壞。但哈金斯卻不喜歡把壞訊息往上報，他認為這對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讓人感到彷彿他的使命就是萬事只求表面上不錯就行了。他一到西貢，就對美國記者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也喜歡看到他周圍的人都是樂觀派；還說，今後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估計彙報可以叫做“進展報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領導下，反對越共的戰鬥將會不斷進展。
瑙爾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問題都取決於吳庭豔，沒有他什麼事也辦不了。同時，既然對他的政權進行批評只會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評。用《紐約時報》霍默·比加特的話來說，這就變成了“與吳庭豔共存亡”的政策。吳庭豔很快就認識到，他完全可以為所欲為地來利用這兩個美國人。
哈金斯到後對越共發動的第一次進攻稱為“日出行動”，這倒很恰當。哈金斯告訴記者說，他計劃建立一系列設防的“戰略村”，由民防隊防守；同他一起搞這個計劃的就是越南總統的弟弟吳庭儒。緊接著華盛頓得到的報告是，戰略村已獲得驚人成功，農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戰略村裡。戰局看來已開始扭轉。從西貢來的報告全是好訊息。懷疑哈金斯所作估計的人可以拿瑙爾汀的估計來加以核實，因為後者也是同樣覺得一切如意。
實際上，戰略村的試驗完全失敗了。除了那些居於高位的人之外，什麼也沒有變。他們現在是透過釋出新聞在進行戰爭。從戰地來的報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寫，悲觀和不受歡迎的訊息全部刪除，代之以徹底的虛構。反對這樣做的校級軍官——他們中的確有人表示過強烈反對，最令人難忘的是約翰·保羅·範恩中校——就調去擔任不受歡迎的職務，在他們的檔案上寫下可能從此斷送他們的軍人前程的評語。另一位職位僅次於哈金斯的將軍巡視了前線，發現整個形勢全然不同於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親擬的電報所作的描述，於是就寫了一份報告給哈金斯，列舉戰爭實情。哈金斯竟在報告的邊上批道：“謊話”，“謊話”，“又是謊話”，然後往檔案櫃裡一塞了事。實際撒謊的是他自己，而能夠揭穿他的謊言的只有美國報紙派駐越南的記者發回國的訊息。哈金斯為了替自己辯解，便說那些記者危言聳聽，甚至乾脆罵他們為賣國分子。他偶爾也承認受挫，那是因為他別有企圖，他要藉此多搞些兵、槍炮、直升機。他警告說，如果不給他補充，就是文官想拆軍隊的臺，任何人只要還記得當年中國的往事，準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
要是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或其他攻勢，這個單人新聞社可能在一開始就暴露了。但當時的情況卻是游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下降。這正是那些操縱新聞的人求之不得的機會。他們宣稱，“日出行動”已經為戰場帶來了晴朗的天空。他們興高采烈，而華盛頓也為他們的這種揚揚得意的情緒所感染。馬克斯韋爾·泰勒說，他已感覺到在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