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芳交戰。上海工人為了配合北伐進軍，決心開啟上海大門，以武裝起義奪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裝起義中，不僅是光榮的參加者，而且是勇猛的鬥士。在起義前的示威遊行中，她走上街頭，散發傳單，與工人一起，秘密運送槍械、檔案；在密集的驟雨般的街壘戰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線送去一袋袋的燒餅和大桶大壺的開水；她們還用沙包之類的東西，築起臨時救護站，隨時搶救受傷的工人糾察隊員。工人糾察隊員們，把她們的英勇行為，傳為佳話，稱她們是“三劍客”——女中豪傑。
1927年，“四·一二”政變當天，上海十萬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要求歸還武裝奪回總工會的示威遊行，葛琴在遊行的行列中，與戰友們手挽手，肩並肩，昂首挺胸，高呼口號。當隊伍行至寶山路時，蔣介石下令開槍，屠殺工人群眾，造成血流成河的慘狀，葛琴目睹了這一切。工人運動遭到血腥鎮壓，革命出現暫時低潮，葛琴和許多優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戰鬥。
大革命失敗以後，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帶做共產黨地下工作，擔任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內部交通員，並先後以公開身分在暨南大學附小、浦東新陸師範附小，宜興丁山小學等校做過教員，後又在杭州城西小學、裕成小學做校長，因鬥爭需要，她經常變換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韻焦等。在此期間，她接觸了大批進步文化人，並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閱讀了不少文學書籍，產生寫小說的慾望。1932年春在朋友們鼓勵下，開始了最初的創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說《總退卻》，發表在丁玲主編的《北斗》雜誌上。
葛琴在回憶自己寫《總退卻》時說：
我寫小說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開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後，丁玲先生編《北斗》時候。有一天她給我一封普遍徵稿信，記得信裡規定有十個範圍，關於農村、工人、士兵、學生等等，就是說你能寫哪一方面的你就選哪一方面的寫。當時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寫，從未寫過的緣故，但更苦的是從未接到過這樣的信，好像不寫就不好意思再看見她。所以苦思結果，我選了士兵這一範圍的。
《總退卻》寫的是抗戰中計程車兵的轉變及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葛琴親自參加過“一二八”上海抗戰，和十九路軍受傷的戰士有比較多的接觸，對那些戰士的同情與感懷；對見死不救、賣國殃民的賣國賊種種罪行的憎惡和仇恨充滿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寫起來了。
接著又在《現代》、《文學月報》、《夜鶯》、《文季月刊》、《國聞週報》、《大公報·文藝》等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閃爍》、《羅警長》、《犯》、《藍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和他們的抗爭的，屬於“左翼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的範疇。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進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憶說：
災難和貧困突然把我擊落到一個極困苦的環境裡，而孩子蘇蘇又在這時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時向我壓下來，我只得離開上海到偏僻的農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殘酷打擊下焦頭爛額地奔波著，幾乎把寫作的興趣完全喪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來上海，才又繼續寫了幾篇，那時一位摯友勸我把稿子集起來，出一個小冊子，同時他答應幫助我出版，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氣，於是把舊稿整理一遍，想請魯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個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幾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內山書店去看望魯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總退卻》後記中，追記了訪問魯迅的經過，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十分真摯、感人，字裡行間洋溢著她對這位良師的崇敬。
一路上，我懷著滿腔的驚悅或惶惑，以為把這樣幼稚的作品，去請教那樣一位當代文學家評閱，也許會遭到輕視和拒絕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預想，當我們走入內山書店時，他從一隻火缽旁邊站起來，很親熱地招待著我們，他聽了我的來意之後，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說內中有幾篇他已經看過的，接著便懇切地鼓勵我，繼續寫作，並且立刻允許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個老人——雖然他上唇上是留著那麼一抹濃黑的鬍鬚，他更沒有一絲名人的架子。那天我們在咖啡店裡談了兩個鐘頭，我完全不感覺有什麼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勁地說著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和不斷地給予我們熱烈地鼓勵（我們可以想起，那時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樣一個沉悶的狀態中），他的說話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