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奇等為此與王明之輩進行了鬥爭，彭漣清在紗廠的工作也有了開展，這才給她接上關係，先後分配她擔任了滬東區宣傳委員和滬西區委書記。
1931年冬，彭漣清得了一場病，病臥中，許多往事交集在她的心中，使她產生了寫作的慾望。病癒後，她請求組織分配她搞文化工作。黨組織同意了她的請求，調她到左翼作家聯盟，讓她參加黨團。彭慧是左聯的執委，擔任過宣傳部的工作，也搞過一些組織方面的事情。1932年左聯黨團為新黨員辦過一個訓練班，講課的有華漢（陽翰笙）、耶林和彭慧。由於原來搞工廠區的工作，對工人比較熟悉，彭漣清較長時間搞的是大眾工作部的工作。當時左聯組織過對工人業餘文化活動的輔導，為工人夜校提供過教員，與工會一起辦過供工人閱讀的刊物，並建立了工人通訊員的制度。在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時，彭漣清開始進行文藝創作。
彭漣清參加左聯時，她的三妹三讓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為了掩護兩個妹妹，就在上海辦了個女子職業學校，自任校長，改名彭暉。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漣清就給自己新取了個名字叫彭慧。從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後在文化戰線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過慧中、漣清等筆名。她的第一篇公諸於世的小說就是以慧中為名發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內容是描寫上海“…·二八”戰事時期，在日本工廠做工的工人，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日而舉行罷工，因要求生活救濟而遭到鎮壓的故事。小說反映了上海工人階級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情，表現了他們貧困生活的狀況。同時，彭慧還重溫學過的俄語，開始從事文學翻譯。她譯過涅克拉索夫的詩和屠格涅夫、契訶夫的小說，發表在當時的《文學》、《文學季刊》等雜誌上。
在左聯的工作中，彭慧與穆木天相識。穆木天原是創造社的成員，當時已是有名的詩人，一度負責過左聯宣傳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詩歌運動。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結成了終身伴侶，在後來的幾十年歲月裡，共同戰鬥在建設祖國新文藝的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聲震撼了上海。從此，彭慧和穆木天帶著兩個孩子，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戰時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們一家是在武漢度過的。穆木天主編《時調》、《五月》等詩刊，繼續和原詩歌會和新成立的時調社的詩人們開展新詩歌運動，和進步文藝界一起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詩歌為武器宣傳團結抗日。而彭慧除了參加文藝界的一些活動外，主要搞婦女救亡工作。他們在武昌海月庵的兩間住房，一間成了時調社會址，一間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戰友們議事的場所。在這一段日子裡，彭慧寫了本關於婦女運動的小冊子，參加了子岡、宋元（紫墟）主編的《婦女前哨》雜誌的編輯和寫稿工作，也創作了幾首宣傳抗日的民謠和詩歌。其中《農村婦女救亡曲》、《八杯茶》，音樂家安波曾譜了曲。有一首詩是懷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們的。那是在參加武漢反侵略協會舉行的一次國際婦女招待會後寫的。那次招待會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從上海把好些由淪陷區俘虜到的孩子運往東京的罪行。彭慧聽著報告，止不住熱淚滾滾，激動得未及終會，便跑了出來。那時，日已黃昏，在由漢口回武昌的輪渡上，她獨自坐著，噙著淚，起了那首詩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歲的女兒已在床上睡了。聽著女兒平靜的鼻息，想著那些被敵人掠走，失去了父母親人的孩子，她徹夜未眠，哭著寫下了那首詩……
武漢淪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廣州，從香港過海，經越南，去大後方昆明。當時廣東中山大學也遷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應聘到那兒教課。彭慧則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圖南的家裡，後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區的官渡。寫了《滇池岸上》、《後方的鄉村》等通訊、報告，發表在《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雜誌上。她的《還家》集中的幾個短篇，大多也是這個時期寫的。在這段時期內，彭慧在瞭解當地農村生活，熟悉群眾語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經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獨自帶上小女兒，到附近的老鄉家串門，聊天。她還經常去趕街，目的不是買東西，而是去聽形形色色人物的談話。孩子走累了，彭慧就揹她走一段。女兒扒在母親的肩上，常發現媽媽嘴裡老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仔細一聽，原來媽媽在重複身邊過路人的談話。小姑娘最初覺得很詫異，後來也就習以為常了。這期間，彭意收集了不少有關雲南農村的素材，記滿了好幾個小本本。收入《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19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