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白色恐怖籠罩著哈爾濱的每條大街每條小巷。3月，北滿省委遭到大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白朗受著敵人的嚴密監視，生活上感情上都負擔沉重：一方面她要東奔西走營救羅烽，照顧老人、承擔家務；一方面還得堅持編好副刊，繼續與敵人作戰。年輕的白朗，沉著、冷靜，以頑強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樣，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考驗。白朗說：“那時，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準備用頭顱去迎接野獸的爪牙。當一個人把生命決心歸依於患難和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足以使他畏懼呢？”在危險的環境裡，她編髮了四十八期《文藝》週刊，曾累得昏厥過去、流了產。她每夜都伴著不眠的燈，聽著雞鳴、犬吠、梆聲，盼著黎明。這一段苦難的生活，為她一生投奔光明、參加革命打下了基礎，其中，楊靖宇對她的教育和影響最大。
1935年初，羅烽被判為共產黨嫌疑犯，經過黨的活動、白朗的奔走、呼海鐵路二百多職工、同事捐款營救，以重金賄賂了日本領事館的高階人員，方保釋出獄。出獄不久即由金人和一位同事掩護白朗夫婦和老人上了火車，逃離腥風血雨的哈爾濱。在瀋陽一個小店裡，白朗和母親、弟弟匆匆見了一面，便告別了故鄉的骨肉和田園；當黑夜吞沒了大海的時候，他們登上了從大連開往上海的日本船，投奔已在上海的蕭軍和蕭紅。
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律師家裡，白朗夫婦和蕭軍、蕭紅共同生活了三個月。當時二蕭發表文章還不算多，正在為《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出版而奔走，生活上也很狼狽；如果他們長期住在一起，互相影響，就很難寫出東西，於是白朗夫婦搬到舒群、塞克住的美華里亭子間。在那裡，大家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舒群、塞克、沙蒙等人更苦，沒有正常的收入，經常沒有飯吃。白朗夫婦剛到上海，身上還有點錢，包一個客飯，為大家都能吃一點，經常同這些窮朋友分而食之。
到了上海，白朗已經懷孕；動亂的生活使她無法動筆創作。1935年底至1936年初，正是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之爭激烈的時候，羅烽參與了這場論爭，而白朗卻在極壞的條件下，潛心寫作，《月夜到黎明》第一輯裡的絕大部分散文，就是這個時期寫的。這些散文多是“從個人的角度抒發個人的感受和心情的，但作為某一時代的青年的一種思想動態，也許還不失它的典型性。”同時，從那些描述中，“有關東北淪陷後敵寇的殘暴、狡獪以及對革命力量的瘋狂迫害，也許不無一點跡象可尋的。”（《月夜到黎明·前記》）這些散文，反映了作者所走過的一段路程，那許多鬥爭和往事構成了她的思想軌跡，“可以窺見一個小知識分子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裡，是怎樣從無知趨向覺醒，由單純的愛國主義走進無產階級的陣營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三次搬家後，白朗結識了她所仰慕的著名女作家白薇，當時她們是鄰居。這一年，她加入上海文藝家協會，和金人合編了《夜哨小叢書》，寫了《伊瓦魯河畔》、《輪下》、《生與死》、《一個奇怪的吻》、《珍貴的紀念》等短篇小說，後來編入題為《伊瓦魯河畔》（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裡。這些小說，描寫了在偽滿、日寇的魔爪下，那些不甘作奴隸、有血氣的最普通的中國人所昭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咱們的土地，誰打算給奪去，那可不行，這一塊地有咱 祖宗的血和汗，有咱們祖宗的骨屍，長腿三，你想想，一個後代， 眼巴巴的看見人家把自己祖宗的骨屍盜去，那還叫人？
賈德，衝這話，你小子有骨頭！咱們的祖宗的後代全是硬棒 棒的，不是這樣，咱們簡直不能認他是中國的子孫！
這是《伊瓦魯河畔》裡的主人公賈德和長腿三的對話，每個字都閃耀著永遠不可征服的我們民族的精魂。
我死了，無論誰都不要為我流淚，當我瞑目之前，我看見一個為我所愛的人，正向為民族而犧牲的大路走去，我彷彿也看見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這是《一個奇怪的吻》裡的主人公李華用左指寫在壠溝上的幾句話。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對祖國的摯愛鼓勵自己所愛的人去為祖國而犧牲。白朗這時期的所有創作，都無一例外地表現了這一愛國主題。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同文藝界的大多數人士一樣，投身到拯救民族存亡的偉大斗爭之中。不久。“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白朗和羅烽都參加了上海的文藝界戰地服務團，她日夜在街頭奔走呼號、募捐、宣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