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生活極其悽苦，父親一失業，家裡便要斷頓，沒有飯吃，她和母親、姐姐常上街賣舊衣物，給人家打毛衣、縫襪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裡總燃燒著求知的火焰。在雲南昏暗的小油燈下，她默默地讀了不少書，歌德、海涅、普希金、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巴爾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張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話，都是她認識社會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與醜、崇高與卑鄙、誠實與虛偽，在她心海里有了徑渭分界；人類同情心，正義感，光明與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鬚都伸進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寫綠林好漢的小說，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長大以後也能路見不平，殺富濟貧。當時，她並不懂階級壓迫，但貧富懸殊的現實，使她的思想裡朦朧地有了對舊社會的不滿。至今她還記得那時背誦的民歌：
賣油娘子水搽頭，
做鞋婆子赤腳走，
瓦木匠人沒房住，
賣鹽的老頭喝淡粥，
織布娘，光脊樑，
種麥的人兒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長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釋卷，同書中的人物相親，而鄙棄同學中那些胸無大志，專講吃喝打扮的闊家小姐和紈絝子弟。
柯巖小時候，性格潑辣，很像個男孩子。從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獎學金，或考不上公費學校，就要失學。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樣，孜孜不倦地奮鬥著，以至多次跳班成功。這時期，這位才十歲左右的小姑娘，文學的情愫已有表現——當父親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學色彩的信後激動地對家人說：“我們家要出謝冰心了！”
十二歲後，柯巖先後在雲南華僑中學、保山師範、昆明越秀中學、昆華女師等校讀書。在昆華女師時，她每天盼著語文課，因為每堂課都使她學到了不少渴求的東西。那位女老師邊背邊寫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蠢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這位可敬的老師，不僅在寫作和對文學的愛好上深深地影響了柯巖，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愛國，愛偉大的祖國。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飢餓的愛國青年被打死，聞一多說：“這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在這黑暗、恐怖的日子裡，柯巖擔任了昆華女師罷課委員會主席，整天和同學一起去西南聯大，參加民主集會，跟大學生們共同發誓要為死者報仇。女師的學生多是窮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說她們罷課是受了共產黨的操縱……而柯巖，由於受父親的影響，認為無黨無派最清高，還以為她積極參加這次民主運動，完全出於正義感，出於對國民黨統治和黑暗現實所表示的強烈不滿。
抗日戰爭勝利後，她隨哥哥在重慶呆了一年，後跟難民輾轉到湖北，那時所有的學校都過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學英文，到打字學校學打字，還在新聞講習班學新聞；半年後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達中學讀最後一年中學。那時，柯巖對寫作的鐘情已顯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發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報》發表《夜》和《孤獨》。在揚子江濱，她讀書讀到1948年，便考入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戲劇系，正式接觸了戲劇藝術。翌年5月，蘇州古城迎來了解放，十九歲的柯巖滿腔熱情地參加了革命，來到北方，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從事劇本寫作。
剛剛和平解放的北京，瘡痍斑斑，城市要建設，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萬的妓女集中起來，安排進八九個婦女生產教養院，給她們治病，並進行教育和改造。年輕的柯巖參加了這一工作。這些妓女，絕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壓迫、階級壓迫中被糟踏以後轉賣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們過著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柯巖憑著對曹禺的《日出》、托爾斯泰的《復活》、清代小說《九尾龜》及翻譯小說《亞瑪》的瞭解，她熱情地到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參與對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巖悲憤地聽著她們憤怒的控訴，她們哭，柯巖也哭。她們那些悲慘的生活情景，時時折磨著柯巖的感情，強烈地震撼了她的靈魂。她雖然從小也經歷過戰爭、貧窮、飢餓和痛苦，但從沒有從階級的觀點去認識這人世的不平。當舊社會的膿瘡以這樣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現在她的眼前時，她那天真的無黨無派的要作純粹的“藝術家”的幻想，就徹底地消溶在這血與淚的海洋裡。柯巖說：“公開剝削與公開賣淫，都是幾千年人類社會里最可恥最無人性的行為。而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