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與探索是並行的。詩人的行程曲折而又艱難，這一時期的創作可歸納為兩個字，即“渴意”。她說：“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絕地尋找著渴；當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時候，我同時也就望見盈盈的滿溢了”（《渴意》）。這“渴”正是作者在新舊蛻變過程中對新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尋。
如果讓我選擇，我更愛作家的另一些散文，如《手》、《櫻桃河》、《尼庵外》、《山村小住》、《黃昏的故事》、《火炬》、《希望的花環》等。這些散文使人感受到安謐、恬靜、清新、質樸的氣息，抒發出了作家對自然、對人生與藝術等各方面的感受，真實、感人。透過文字，我們看到她的心境不像過去那樣焦灼、煩蹙了，使人感到更現實、更執著、更熱烈、更深沉，作家無論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不小的突破。作家的探索和追求已開始跳出個人狹小的生活天地，而與廣闊的社會，祖國的命運連結起來了。《手》的結尾，作家寫道：
大地，經你們摧殘過的大地，又在茁生著新草，它仍舊是光明、美麗。
在《火炬》和《希望的花環》中，她深情而又歡快地呼喚著未來：
我的祖國啊，我祝福你用痛苦喚來的新生，並願你在充滿希 望的黎明裡，永莫忘記長夜的痛苦。
1946年夏，她轉調到上海文通書局工作。年底辭去編務，專事創作和翻譯。在此期間，她參加過上海文協及進步文化界組織的一些活動，如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運動等，並在《文藝復興》（鄭振鐸、李健吾主編）和《大公報》（鳳子、馬國亮主編）、《水準》月刊、《文匯報·筆會》副刊（唐tao主編）和《大公報》、《時代日報》、《世界晨報》、《僑聲報》、《聯合晚報》等文藝副刊上發表詩歌、散文、書評及譯詩等。1947年出版了第二本詩集《交響集》（上海森林出版社）。
1948年春，她與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發起創編《中國新詩》月刊，為了避免向反動當局登記，一直用的是叢刊名義，實際上每月出版。與此同時，還編了一套“森林詩叢”，已出版數冊。同年底，《詩刊》、《詩叢》、《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時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搗毀和查封。
在文學翻譯方面，除了翻譯奧地利詩人黑爾克、比利時詩人凡爾哈侖及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等人的作品外，還於1947年翻譯了《安徒生童話集》（六冊，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和蘇聯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話《太陽的寶庫》（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48年翻譯出版了雨果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上海駱駝書店出版）。
這一時期，她以鮮明、獨特的創作個性，出現在四十年代的詩壇上。她關於新詩的主張，集中體現在她的創作實踐中。她主張濤要寫得含蓄些，多一些聯想；詩應當以鮮活的，形象化的語言去感染讀者，而不是用乾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讀者說教。
《交響集》共收她的短詩57首，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舊時代在詩人內心中的搏鬥和交響。從《播種》、《鬥士·英雄——悼聞一多先生》、《渡河者》、《過程》、《從灰塵中望出去》、《無淚篇》等詩中，我們不時地感到更加悲壯的氣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詩人心中不斷地跳躍和升騰。
詩人雖然在生活上經歷過不少挫折，但她沒有消沉，更沒有頹廢，而是跟隨著時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這是難能可貴的。正如她自己所說：
無論在怎樣的悲劇中，總還有一條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才有快樂，才有力量。
我們無時不在希望著像一個蟬蟲一樣，完全從舊的皮囊中蛻化。
她不滿足於現狀，即使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她仍然勉勵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後，面臨著露宿街頭的困境。後經朋友幫助，總算在一家電影院頂樓上找到了臨時住處。為此，她寫了散文《遷居》。
鳥兒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麼沒有出息的名詞，多麼不上進的意識！翅 膀不夠硬的鳥兒，才需要窠，腳步不夠堅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舊的墳墓裡掙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長。
詩人真誠地向讀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聲音是委婉、曲析的。讀者“煞費思索地跟著她賓士，有時還使人不能不掃興地半途而廢。”我想，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爭論的原因吧！她在《談我的詩和譯詩》一文中寫道：“我的詩裡面，抒情成分多，纖細，不夠有力；但說我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