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一鋪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課，集體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討論為什麼到達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
李納是抱著一種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發現這個革命集體裡一部分規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學們找她談心，鼓勵她進步，熱情地幫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習慣了，進步了……
延安，那是個革命家庭，組織上很注意大家特長的發揮。她和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被送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她說：“那時是我求知慾最強的時期。我很喜歡這個環境。這兒學術空氣很濃，讀書成為共同的需要。魯藝圖書館藏有許多世界文學名著，我貪婪地讀了俄羅斯作家從普希金到高爾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讀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譯本，我覺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樣晶瑩。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資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飯便往資料室奔去，資料室還上著鎖，門口已經排了長隊，等管理人員一開門，大家一擁而上，以便搶到一本好書……”在光線暗淡的資料室裡，大家如飢似渴地讀著；泥做的凳子佔滿了，就站在牆角閱讀。陝北的冬天，異常寒冷，實在伸不出手，就將磚頭燒燙，塞在棉被裡，蓋著半截身子讀書。李納在艱苦的條件下學習著，但這樣的日子不長，幾個月後，延安整風開始，一切課程停下來，圖書館和資料室封了門，讀古典文學名著成為被批判的行為。每天召開批判會，寫檢查、寫自傳，這樣持續了幾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結束。魯藝辦學方向和辦法被批判為“關門提高”。音樂系和戲劇系合併，變為秧歌隊，文學系實際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邊，有的去隴東，都改了行。魯藝變成了延安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下屬工業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一部分學生參加工會和農會，專門紡線、種莊稼。李納被分配到延安中學教語文。她是帶著革命虔誠的感情去從事教育工作的。當時，年輕的李納，思想單純，腦子裡沒有多少私心雜念，只要對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覺得，為革命培養新一代是一項神聖的任務，甚至決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孩子。當時，她每週六小時語文課，除了備課，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學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納回憶說：“這些孩子都很聰明、活潑，多是經歷過不少苦難才輾轉來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遺孤和幹部子女，也有參加過長征的連級幹部，我和他們結成難忘的夥伴，我教他們，但也從他們那裡受到教育。後來，他們大多都曾在蘇聯學習技術，成為中國後來許多單位或企業裡的技術骨幹，有的當了大領導。如果說，我也有點安慰的話，每每想起他們，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學，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戰爭結束，度過了一生中甚為難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訊息。不用召喚，人群從各個山溝和窯洞裡湧來，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襖，扯出棉花，蘸了油，點上火把，匯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湧到新市場、橋兒溝的街上。賣果子的叫著：“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錢啦！”狂歡的人群中有的吼著：“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東方破曉，遊行才算結束。她有一位同學高度近視，一刻也不能離開眼鏡，但回到窯洞才發現，狂熱的遊行中，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鏡片而竟沒有察覺。
抗日戰爭的勝利給延安帶來了新的變化。“到新區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開闢工作！”就是當時的戰鬥口號。大批大批的幹部湧到前方，李納也懷著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後幾天便動身去東北。
李納不是東北人，但她和東北人一樣，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響在她心裡。
東北的十月是美麗的，雖然那裡處處有侵略者鐵蹄蹂躪的傷痕。
經過革命生活鍛鍊的李納，胸懷廣闊了，感情濃烈了。東北山水的粗獷美和雲南那種四季如春的細膩美，在她心裡織成一幅遼闊、壯麗的畫卷，這就是偉大的祖國！
到了東北，她分配到《東北日報》當副刊編輯，一同工作的還有作家陸地，領導是嚴文井。那時，她在嚴文井和陸地的鼓勵下，開始到鐵路工人和市民中採訪，也採訪關於東北抗日聯軍的戰鬥生活。楊靖宇將軍的事蹟和他的壯烈犧牲使她無比感動，於是寫了幾篇關於抗聯的散文，發表在《東北日報》副刊上，這是她創作生活的最初嘗試。1946年，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援下，開始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當時，他們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擾、破壞，解放區很不鞏固。中共中央發出“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