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生動的英雄人物，透過這些英雄人物反映出我們人民的偉大精神：最高度的自我批評精神，最動人的革命英雄主義，最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前方》序）菡子筆下的戰鬥描寫繪聲繪色，恰到好處，並不多用筆墨，對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寫得有血有肉，充滿感情，感人至深。
1953年，中國正在建設中向前，這時，她向正在為召開全國第二次文代準備大會工作報告的馮雪峰請假，在“寫吧，寫吧！做一個作家起碼要留下三百萬字！”的鼓勵和“寫文章不一定在文藝界，絕不能做脫離人民的文人，更不能在小圈子裡混，這將一事無成”的告誡下，她告別首都，興奮地到安徽農村落戶、深入生活，先後擔任過兩個大型水庫的政治部主任、工程隊黨委書記及水庫黨委委員。戰士的性格使她習慣於集體生活，在青山綠水間，她找到了自己的崗位。1956年，她上調北京，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副主任，兼大型文學雜誌《收穫》編委。翌年底，她又回到安徽，擔任省委宣傳部宣傳處長、《安徽文學》編委，參加農村工作，在基層蹲點。
高山上的勁松，都經過雷電風雨的無情洗禮；一個人，大約只有經過磨難才會使之成熟，堅強有力。1959年9月中旬，菡子以莫須有的“右傾反黨”罪，被“車輪戰”苦苦鬥爭了五個晝夜，當時身上即使有一千張嘴，也沒有用，現實嚴峻地考驗著她。這時恰逢祖國十週年大慶，菡子回憶說：“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醞釀了兩年之久的《萬妞》寫出來獻給國慶。九千字的作品只寫了一天，那些表達人民與黨與我軍至親至愛的語句，一串串從我內心湧出，我簡直來不及把它寫在紙上。第二天就完全改好抄好，與我作為一個黨員的申述一同交給了組織。”（197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菡子自述》）她還說：“寫《萬妞》，那不是寫，而是把我的淚水化作墨汁，一起傾瀉在稿紙上。表達感情的語言，猶如湧泉一般噴薄而出，這寫的是我的信念，我的忠誠，彷彿一個赤著腳的女孩子，在百折不撓地追趕自己的部隊，而黨不會也不能捨棄這樣一個女兒。”（《我與〈萬妞〉》）《萬妞》的寫作，被視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党進攻”，因此她又遭到圍攻，《萬妞》也被當作“罪證”和“人質”押在專案組的檔案篋裡。
不久，在寒風凜冽的隆冬時節，她被下放農村。她帶著一大箱書在貧窮的茅舍裡思考著生活的哲學。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中關於“金薔薇”的來歷及為安徒生設計的愛情故事，曾給她莫大的慰藉和滿足，使她在委屈的深淵裡看到了光明的彼岸。“我的朋友，要善於為人們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會想象，而不是為了悲哀。”安徒生的話，給她以力量，最終使她懂得：“為了創作，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
在鄉下，菡子與農民一起在飢餓中掙扎。在中國歷史上，艱難的三年，歷史學家們可以在厚厚的書頁中僅僅一筆帶過，但它是一個記憶猶新的真實悲劇。那時，她只在1960年日記本的扉頁上寫著“歡樂的哲學”五個字，但她沒法寫出什麼歡樂之事，只好還抄錄了《孟子》裡的一句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這是一種“清高”而又無可奈何的人生哲學。她處在逆境之中，愛的是事業，執著的是生活。
當時的農村是艱苦的。她在老鄉的鍋前支過鋪，睡覺時還把腳伸在一對水桶上。她學鋤地，老大爺手把手教：“起、落、深、淺、拐彎、抹角……”不知她查訪過多少村莊，和鄉親討論戰勝死神的途徑。生活，最終使她明白了農民無言的美德、沉默的美德，也使她時刻不忘那些創造歷史、擎著火把走在前面的人們。
她的《萬妞》終於在兩足歲的時候在《人民文學》上與讀者見面了。菡子感慨地說：“她是母親苦難中的遲產兒，格外值得憐愛，何況她畢竟是足月的十分健康的孩子。”她還說：“我發現比較順利的創作，都是在我處境困難、思想純正、接近人民的時候寫出來的。”這大概也是孟子所說的“生於憂患”的註腳。菡子的這篇小說一經發表，即得到文學界和讀者的好評， 1961年11月號的英文版《中國文學》還把它介紹到國外，先後被選入多家優秀短篇小說選集之中。
《萬妞》是根據真實的感人故事寫成的。它寫的是戰爭時期，一個“為國為民為窮人”的幹部，在江南江北山裡山外打仗，寄養在老百姓家裡的孩子，受著比親爹親孃還親的養育，深刻表現了人民與黨與軍隊至親至愛的血肉關係。這篇小說是菡子解放後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