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女性形象。“我們從這些小說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氣質，生活態度，政治觀點，愛與憎，喜與憂”（劉錫誠：《在重新執筆之後——讀柳溪中篇小說有感》）。是的，我們在字裡行間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淚”，更看到了一個風雲變幻的歲月——由許多人組合起來的命運。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淚的感情，悲愴地寫下的一部小說。主人公吉悒蘭的曠世苦難，從社會的角度，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歷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歲月裡，吉悒蘭在死神面前，似乎是於彌留之際那種昏沉的思緒裡，像夢一樣回憶了苦多樂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親，於是便開始了白眼和打罵的折磨，還當過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過，尋過死。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超齡好幾歲的情況下上了小學，從此算結束了苦難的童年，但又進入了不幸的青年時代。她的戀愛生活，不是上當受騙，就是被拋棄。她嚮往革命，追求光明。參加革命後，那個分配給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時候，落井下石，殘酷地踐踏道德和良心，以“假離婚”的欺騙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變給她的靈魂帶來了至深的創傷。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勞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特殊而真實”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蘭，執著的感情和信念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她受汙辱，受欺騙，受屈辱。這是歷史的無情，社會的殘忍！
但是在吉悒蘭的悲劇命運中，她是一個強者。因為，從小就不屈服於後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風和暴風中，但從來沒有倒下。我喜歡吉悒蘭自殺未遂後的富有個性的語口：
在外祖父家那個自滅未遂的痛苦場面，給了我這個幼小靈魂一個處世哲理：有自滅的勇氣，就應該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氣運用到求生的慾念上，你就能衝破一切軟弱的怯懦的念頭而堅毅地活下去。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靈上，佔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我少女時代失意的痛苦，少婦時代不幸的婚變，以及投身火熱的革命鬥爭後，在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中，被捲進災難的漩渦，弄得家破人亡和夫離子散，我也沒有再自殺過……
這是她從人生的苦酒中提煉出的認識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閃光的東西。話又說回來，她畢竟是一個社會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寫了她的幼稚、上當、受騙的弱點、過失和悔恨。這，便是她——一個弱者的表現。在一種據有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或集團面前，個人畢竟是弱者。你即使擁有光芒萬丈的真理，或是正義的化身（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真理和正義永遠是強者、勝利者），在短暫的時間或時期，也很難扭轉顛倒的乾坤。吉悒蘭曾是這樣千千萬萬個“犧牲者”中的代表，最後，她只是個被解放的“勝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開了暗夜，那輪光芒四射的新太陽，也不會衝過雲海，噴薄而出，吉悒蘭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顯的“自傳性”。這從主人公吉悒蘭身上，一眼便能看見作者的影子（當然，《四姐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們不能說，這位文學形象就是柳溪，那樣就會降低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說集的《後記》中說：“眾所周知，歷史上的許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這個落伍掉隊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讀者可以從中聽到我真誠的呼喊。”又說：“《生涯》，可以說是我的'自傳性'小說，而'自傳性'，並不等於就是'自傳'，它毫無例外地是進行了某些符合文學規律的藝術加工。……我想，文學作品它自然是描繪人生的，甚至也寫了作者一些個人遭遇中的悲歡離合，但它仍是文學作品，而不是真實的傳記。”這是作者坦誠的自白。作家馮驥才在柳溪的《關於中篇小說〈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談到自傳性小說時寫道：“……自傳性小說所描寫的內容，大都是作家親自經歷過的、切膚感受過的、浸透著本人的真情實感。對人物、場景、環境、心理的描寫，常常不靠想象，而憑回憶。各種細節招之即來。人物都有著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寫起來就會很動感情，也很便當和自如。……作家寫這種小說時，只要把過去生活中閃光的、有價值的片斷提出來，做些加工，連綴一起就成了。”這些意見，是頗有見地的。當然，既然是“小說”，不僅要有藝術加工，還得有順情合理的虛構。這在創作，是允許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為浸透了濃厚的“自傳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