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女子。她生命的悲劇，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引起我們的恐懼與憐憫；事實上，恐懼多於憐憫。張愛玲正視心理的事實，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國歷史上那一個時代。她對於那時代的人情風俗的正確的瞭解，不單是自然主義客觀描寫的成功；她於認識之外，更有強烈的情感——她感覺到那時代的可愛與可怕。張愛玲喜歡描寫舊時上流階級的沒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驚退，一方面是多少有點留戀——這種情感表達得最強烈的是在《金鎖記》裡……七巧是她社會環境的產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種巴望、考慮、情感的奴隸。張愛玲兼顧到七巧的性格和社會，使她的一生，更經得起我們道德性的玩味。”（《張愛玲小說述評》）
《傾城之戀》寫一個破落戶之家的離婚女兒白流蘇住在孃家被兄嫂無情地趕出家門後與一位世故的老留學生範柳原戀愛的故事。流蘇唯一的生路是要找個人——生命的靠山。她結識了範柳原。“男人是一片空虛的心，不想真正找著落的心，把戀愛看作高爾夫與威士忌中間的調劑。女人整日擔心著最後的一些資本——一三十歲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帳；物質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無暇顧到心靈。”白流蘇在“情婦”的泥淖裡滾了幾個滾，最後由於香港的陷落，才使她擺脫了靠不住的命運，奇蹟般地出現一個平凡的大團圓——她和範柳原真的結婚了。“在這動盪的世界裡，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邊，隔著他的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十年八年。”命運把他們驅趕到同一個方舟上，也只能如此地共患難了。傅雷評論說：“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因為是傳奇，情慾沒有驚心動魄的表現。幾乎佔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盡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的精神遊戲；儘管那麼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煉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好似六朝驕體，雖然珠光寶氣，內裡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傾城之戀》給人印象，彷彿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但作者在描寫刻畫小民的社會心態與藝術表現上是成功的，小說畢竟是那個時代歷史大樹上一枝動人的風景。
傅雷對張愛玲的長篇《連環套》有著十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這部小說內容貧乏，作者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丟開了心理刻畫，單憑想象，逞著流轉如踢踏舞似的筆，不知不覺走上了純粹趣味性的路。主人公“霓喜和兩個丈夫的歷史，彷彿是一串五花八門，西洋鏡式的小故事雜湊而成的。沒有心理的進展，因此也看不見潛在的邏輯，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義。”另外小說的語言也襲用了連鴛鴦蝴蝶派和黑幕小說家也覺得厭惡的舊小說的濫調。傅雷很為這位天才青年作家惋惜，他覺得《連環套》不應該出自《金鎖記》的作者之手，張愛玲沒有理由倒退。當然那時的傅雷沒有看到作者的全部作品，但就客觀地說，對她的肯定、讚揚和批評都是愛護的。傅雷是張愛玲第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為了傅雷的這篇批評文字，張愛玲寫作《自己的文章》予以還擊。“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而忽略和諧的一面。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年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恆的。”她認為“好的作品，還是在於它是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的。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許多強有力的作品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就是失敗在不知道把握這底子。”“力是快樂的，美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把悲壯比作大紅大綠的配色，把蒼涼比作蔥綠配桃紅，而後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她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我的小說裡，除了《金鎖記》裡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既然是寫小說的，就只能儘量表現小說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人是不能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