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閱歷、思考和典型化。楊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細緻地寫她所熱愛的人物，使人物光輝奪目又血肉豐滿。林道靜純潔、善良，有時表現得乖僻、執拗、倔強，有時又感情脆弱而纏綿。她那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愛情的熱烈追求都是獨有的。她從一個富有正義感、反叛封建婚姻的個人奮鬥者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經歷了艱難的歷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學生運動，要不是黨的教誨，要不是她親身的實踐，她也許會走向另一條道路。林道靜的不幸、追求、抉擇處處扣人心絃，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現實中無疑也有她特別的教育意義。
《青春之歌》的寫作長達六年時間，但讀起來卻使人感到流暢、緊湊，好像作者一提筆便沒有停頓過，嘩嘩地一直寫下來一般。人們拿起書幾乎可以一口氣把它讀完。楊沫有本事把讀者帶進《青春之歌》的時代，讓讀者關心她筆下的人物，特別是林道靜的命運。愛書中可愛的人，恨書中可恨的人。這是一部熱烈、悲壯而深沉細膩的長篇，充滿了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這部長篇小說在當時，猶如清新甘露，浸潤著千百萬讀者的心。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文學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過整整一代人。
小說的缺點和不足之處，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語言方面，無論是交待情節、描寫人物以及對話等等，語言似乎不耐咀嚼、尋味，缺乏多變的表現力。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詞彙不夠多，句法也缺少變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問世後，不僅在讀者中產生了影響，在教育、文藝、青年等部門也受到矚目，各報刊發表過不少讚揚、評論的文章。1959年初，《中國青年》、《文藝報》兩家雜誌社曾開展了對小說的討論，許多學校、工廠、共青團組織也掀起了討論，把對《青春之歌》的評論推向高潮。大多數人認為這部小說是優秀作品，持相反意見的代表是郭開，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國青年》和第四期《文藝報》上發表了題為《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和《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全盤否定《青春之歌》。他認為“書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作者給她（林道靜）冠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等等。這種教條主義的亂扣帽子受到廣大讀者和文學工作者的嚴肅批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不僅重新抬頭，而且發展到頂點。文化專制主義者把《青春之歌》誣衊為“反黨、反毛主席，為反黨分子樹碑立傳的大毒草”，說“在青年讀者中起了極壞的腐蝕作用”。這部小說遭到全國二百多種小報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確的文學批評，六十年代後期法西斯式的文藝專斷，都沒能擋住楊沫前進的步伐。她不斷總結《青春之歌》的創作體會，寫過《我為什麼寫〈青春之歌〉？》、《什麼力量鼓舞我寫〈青春之歌〉》、《談談〈青春之歌〉裡的人物和創作》（1958年），《談談林道靜的形象》（1977年）等等。楊沫堅持走自己的路，儘管有時快，有時慢，但她並沒有停過步。
楊沫擁有廣大的讀者，也得到真正評論家們的真誠支援與鼓勵。文學巨匠茅盾發表了《怎樣評價〈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國青年》）稱讚《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林道靜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寫、結構和語言三方面，茅盾也具體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稱《青春之歌》是“流蕩著革命激情的小說”，“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是那些關於當時的革命鬥爭的描寫、緊張的地下工作、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和英勇的監獄鬥爭”（《〈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國青年》）。巴人讚揚《青春之歌》“是一部熱情洋溢，對青年們有教育作用的好書”，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於作者以學生運動為主線概括了當時革命鬥爭的各方面，鬥爭的複雜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種階級關係的變化，構成了作品情節的生動性。其二它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的光輝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這就使藝術表現上也是熱情洋溢，促人奮發的。”（1958年4月號《文藝月報》）當時人們稱讚《青春之歌》，多是從她展現了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揭示了“青年知識分子在黨的教育下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必由之路”這一層面去分析。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我認為，由於當時歷史環境的限制，人們並未真正認識到或雖然感覺到卻不敢深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