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超時空的內在的、精神的美。《團聚》與諶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題材相近，但卻表現出這三位女作家不同層次的人生探求。它們有各自的價值。《人到中年》和《盼》較逼近生活實際，更具於預生活的問題小說的尖銳。而宗璞則是在精神層次上進行探索。後者比前者似乎顯得優雅、純淨，但在社會上的反響卻沒有前者強烈，因為前者與人民現實生活更貼近。
中國古典文化的潛在影響在宗璞此類作品中日益明晰，甚至構成了作品基調的意蘊。從《團聚》中辛圖的舅舅，那位老人那裡可以窺測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道德風貌的延續。老人信守學業，而不隨市俗蠅營狗苟。他只謀求在自己的本位上盡責的人生要義：以“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塵上”的信念，泰然面對自己的寥落。《米家山水》中的米蓮子則有一種中國寫意山水那樣的性格：恬靜、雅緻、悠遠、淡泊，具有內涵的靈韻。她面對平庸紛擾的環境，尋求自己內心的淨化，嚮往安徒生《海的女兒》那顆為了別人幸福，寧肯忍受痛苦和犧牲的美麗、善良的靈魂。她始終以嚴肅的自我審視，去尋求與劉成的心靈溝通，最後甚至決定捨棄自己出國的機會，去成就劉鹹的事業。但事實上這也未能如願。
在這種現實與理想不相和諧的情況下，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美麗、純淨的思想境界：這就是她和她丈夫各自的創作天地——古文字研究和中國畫創作的世界。他們進入這個境界中超脫一切，並透過自省的智慧去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格。小說以熱烈的筆調，讚美這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清風習習，朝霞絢爛，一片寧靜自得。宗璞創造的這種境界對探求人生意義來說，無疑有一種特有的向上力。使人產生一種超拔空靈的精神嚮往，嚮往個人思想的高尚，靈魂的純潔。
在《核桃樹的悲劇》中，則以“弱者的自衛”，一種決然的超脫來護衛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與她的核桃樹命運相同，她身心交瘁。但從不懈怠，可嘆的是連那種與世無爭的要求也信守不住，只好親手砍倒了與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樹，導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終其天年”的悲劇。它得自《莊子》哲學的啟示，發出了對特有的一類人的命運的喟嘆，表達了對現實的某種關注。這種“弱者的自衛”顯示了作者的憤激。記得孫犁說過：“凡是慣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耕堂讀書記》廣弱者的自衛“表現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遺世獨立的人格精神，這仍然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傳統人格力量對於現代生活的滲透力。
生活的豐富紛紜，也顯示了作者人生尋求的廣闊。她也曾透過於斌（《全息照相》中的實驗員），不苟且於生活而積極創造，對因襲保守的價值觀念提出懷疑。于斌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努力尋求以自己平凡勞動為社會創造服務的自我價值。在五十年代的《紅豆》中，宗璞曾經向我們展現那一時代青年的心靈世界。在那裡，江玫以全部的赤誠把個人的理想、願望、愛情獻給了新誕生的社會。她意識到自己原有的，為她所眷念的世界與新的生活有著潛在的不和諧，她決斷地否定了佔據她的隱秘內心的一切，這對江玫來說，是一種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強烈地體現為一種自覺的自我否定意識。生活在發展，而且是曲折地發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換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體現了生活的成熟。如今佔據于斌內心的並不是那種否定自我以適應現實的意向。作家痛感個性的消失。從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尋找個性的復甦，這裡，我們可以滿聽到作家跟隨生活前進的、輕輕的、然而又是鄭重的足音。
三、她有恆久的憧憬
——人間的友愛和溫馨
像宗璞這樣，以深受中國文化道德的浸潤，深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進步文學思潮的影響，又長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來人與人誠摯、單純的關係之中的作家，她始終懷著人與人美好關係的憧憬，並渴求人情的溫暖，是毫不足怪的。由於那個失去理智的時代的社會現實的觸發，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蘊蓄了這方面的主題，並寄以深沉、熾烈的情感的呼籲。這其中，有對那個獸性年代踐踏和汙辱的憤激的抗訴；有對保持自尊、自愛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對業已失落的人世間溫暖的尋覓。
《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它在深沉而浩大的憂患背景上，寫了菩提、方知、陶慧韻等幾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災難接踵而至幾乎陷於絕境中，獲得人生的堅信並戰勝命運的挑戰。他們不僅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