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這些居民點對孩子們來說幾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個村莊——有郵局、商店、學校、社群活動中心、供水系統及其他方便設施，主要是由WPA勞工修建的——被農場和林地所環繞，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園式家庭的生產性資源。美國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區中心場地作為聯邦規劃的範圍而被發現了。對新政反對者來說，這些計劃有點“集體主義”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決導致第四個專案（在新澤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棄，立即讓整個計劃陷入危險的境地。
遷居管理局（這家機構1937年被併入新成立的農業保障局）也關注其他型別的需求。比方說，FERA所做的一項鄉村問題研究發現，在30個南方縣，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濟家庭生活於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領救濟的家庭——谷租佃農，從伊利諾斯到佛羅里達的沖溝地和侵蝕地的擁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熱和枯竭地區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無家、無地和無業的家庭，一直在尋求廉租、低稅和容易上救濟名單的地方，他們越來越多地遷往農村，定居農村的移民者在大蕭條年間的增長，比1924～1930年間的增長速度快兩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這樣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來自城裡閒置工廠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農階層，在中西部主要是乾旱受害者。
遷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人們有機會從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喪和依賴轉變為自力更生。“滲透”類的專案幫助了那些束手無策、一貧如洗的鄉村家庭用聯邦政府的長期貸款去購買散落在優良農業地區核心地帶各處的單獨農田；“社群”類的專案則是由聯邦政府徵購相對較大的土地，再進行細分，讓個人去租賃或購買，常常伴隨著一整套新的方便設施網路的發展，像公路、學校和自來水。很多這樣的農民因此離開了他們貧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則把這些土地買過來，再把它們轉變成森林、野生動物保護區、牧場、公園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這些計劃為大約1萬個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為大約4萬個人提供了謀生之道。
由於貧窮農業人口的困難多種多樣——不僅僅是貧瘠枯竭的土地，而且還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債臺高築、無知、乾旱、洪水和害蟲——任何單一的處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業的農場勞工，城市不需要他們，因為城市本身就有數百萬的失業者。這樣的工人，聯邦和各州關於工資、工時和失業保險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體談判保證，都沒有讓他們受益。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只有4個州才好歹有點工人意外傷害賠償金給農業勞工，儘管他們的工作危險性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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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節：變革中的城鄉（4）
大蕭條的緩衝作用，穩步發展的農業機械化，以及由過剩（跟匱乏同樣令人絕望）所帶來的自然震盪，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30年代有350萬個家庭——美國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美國生活的新起點，一個長期以來咬緊牙關、堅持獨立的群體終於舉手投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種鄉村貧困得到充分認識之前，大蕭條的早些年還見證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傳統人口流動的一次逆轉，僅上一個十年，傳統的人口流動就讓城市淨增了600萬人。1930～1933年間，美國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這樣的流動突然放緩了，並且，實際上開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離開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鄉下的親戚朋友那裡去避難；食不果腹的家庭試著自己動手種點糧食；西弗吉尼亞、田納西和肯塔基的失業礦工們回到了他們古老的邊緣土地上。在1932年，農村人口淨增了將近30萬人，到1935年，大約有200萬5年前還生活在城裡的人如今生活在鄉下。
然而，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往後，老的趨勢得以恢復，儘管速度是如此遲緩，以至於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還不到20年代的一半。這個過程與經濟復甦的緩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這之後，隨著本地人的返回，鄉下人越來越無趣，而且，對燈紅酒綠、電影和抽水馬桶的回憶，甚至比對乾草和蘋果花的記憶更令人懷舊。此外，當救濟和公共工程都轉到了聯邦政府手上的時候，鄉村生活顯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鄉下通常更難獲得幫助，家庭所分配的東西也更少，鄉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喪失。因此，很多人都採取折衷的辦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區安營紮寨。而且，像從前一樣，城市的召喚繼續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的耳畔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