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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以及在救濟和住宅計劃上，你可以看到，在經濟領域，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的本質差別。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動力，利潤則是後者的動力。老百姓需要什麼——而不是他們買得起什麼——成了政府的社會服務觀念中的決定性因素—— 一個面對這些需求的政府，著手滿足它們時不是基於手頭的現金或最終利潤的計算，而是要帶著這樣一種確信：賬單會透過分攤給納稅人的方式來支付。國家作為供應者的角色，預示了它作為籌款者和收稅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開始成為全國無可匹敵的最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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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公民及其政府（5）
新政的第一筆專門預算（1934財政年度），使得聯邦支出比1933年增長了20億美元，所有撥款的大約60％被用於“復興和救濟”。在1936年結束之前，儘管稅收更高了，但國債還是達到了300億美元，到1940年是430億。像大多數美國現象一樣，國債也變得很龐大。一位雲遊天下的記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意見取樣）發現，接受救濟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贊成，年輕一代中大多數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權威人士（甚至包括專業的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國債大可不必擔心，因為人民會把它記到自己的頭上。另一方面，批評者則指控，錢被花在了“瘋狂的實驗”上，不合理的稅收侵蝕了商業信心，它們確實隱藏著國有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進一步認為，這樣的稅收純粹是以更高的價格把壓力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而更高的價格導致更低的消費，反過來導致更多的失業，形成惡性迴圈。
正是帶著這種精神，美國製造商協會指責1935年提高遺產稅和贈與稅、增加5萬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稅、開徵累進位制企業所得稅的立法是濫用聯邦權力，“懲罰節儉和成功”。另一個虐待狂式的壓力——這些批評者是這樣解釋的——隨著1936年的稅收法案而出現了，該法案設立了一項“未分配利潤稅”。如果沒有這些儲備金，沒有這些痛苦呻吟的經理，擴張的計劃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大聲疾呼導致了後一屆更有同情心的國會讓這項稅在1939年終止了。新政參與者們辯護說，這些徵稅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礎上的，而那些膽子更大的人則坦率地聲稱，徵稅不應該僅僅用來獲得收入，還要用來重新分配財富。許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華盛頓所樹立的榜樣，紛紛加入到收稅和花錢的行列當中，導致每年的政府開支——聯邦、州和地方的——從1929年的110億美元增長到了1938年的170億。跟聯邦資金配套的強烈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像新建的校舍、醫院、公園、運動場、下水道系統和公路都是透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而且，地方的失業負擔也減輕了。就各州的情況來說，對來自其邊境之外的商品所徵收的“保護性關稅”增加了，而所得稅也在繼續發展，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州採用了這一稅種。儘管累進所得稅比聯邦所徵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帶來3億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營業稅。這一稅種是西弗吉尼亞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沒有仿效者，而艱難時期到來後有21個州在1930～1935年間採用這一稅種。少數自治市也跟著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紐約市的營業稅每年所帶來的收入將近6；000萬美元。諸如此類的稅收，對窮人的負擔比富人更重。據估算，一個年收入1；000美元的勞動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將近61％用來購買那些徵收營業稅的商品，而一個百萬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錢購買這些商品。因此，作為一項聯邦政策，這一計劃在受到商會和銀行家協會青睞的同時，卻沒有得到羅斯福的支援，國會的支援也很少。
隨著全國禁酒令的廢止，各州附帶恢復了一個豐厚的收入來源。堪薩斯、俄克拉荷馬、北達科他及5個南方州都選擇暫時保持禁酒，15個州使賣酒成為州專營，儘管其中7個州允許私人在規定條件下銷售。新政時代的最後幾年見證了地方法律不斷延伸的網路。對酒精飲料徵收的高額稅收——由聯邦政府和渴望資金的州政府徵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價格，以至於相當可觀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繼續。公眾的意見和州法律都認為酒吧和酒館的古老慣例是非法的，以支援專賣店、藥店或雜貨的的瓶裝銷售，而公開上酒成了雞尾酒會、露天花園啤酒店、夜總會和酒館的職責，在這些地方，人們是坐著（而不是站著）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