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復興署是作為溫和的聯邦監管之下的工業自治中的一項實驗來構思的，它並非沒有先例。胡佛總統曾鼓勵同業公會採用公平執業規範和限價協定，如今它們又被邀請來做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國商會的代表們（他們一直鼓吹穩定價格以防止大幅度削價）幫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實際上，企業界同意增加工資、縮短工時，以換取聯邦政府幫助調控價格。因為對代表勞工、僱主和消費者的顧問委員會的批評，行業領袖們所提出的每一條法規都被聽取，然後行政官主持召開公開聽證會，在權衡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之後，再把修訂後的法規提交給總統，作最後的批准。
在這些NRA法規的背後，隱藏著管理層和政府之間的另一項交換，後者再一次代表勞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許企業透過議定價格和競爭管制把它們從反托拉斯法中拿掉——這幾乎就好像羅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後又把它們請回來一樣——但作為交換，企業必須給予勞工以類似的聯合起來的權利，即該法案第7A條款所保證的集體談判的權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債駕車遊行那樣的陣勢（號角、遊行和演說）投入了行動。僱員在兩人以上的所有僱主（自由職業者和農民除外）被要求到藍鷹之下籤到——藍鷹是NRA的標誌，上面還有這樣一句口號：“我們各盡其職。”超過225萬家公司登記，涉及到的僱員達1；600萬人以上；最後囊括了2；200萬人。一攬子協定充當了臨時政策，確保白領工人最低工資從每週12～15美元（工作40小時），藍領工人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0美分，每週工作35小時，在季節性的間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時。
與此同時，將近800個商品和服務的製造者和銷售者團體的代表們——從鋼鐵巨頭到蜂蠟漂白工，從壓碎機制造商到私塾學校的校長——齊聚華盛頓，訂立各自行業的法規。在這場大哄搶中，似乎沒有哪個行業想被忽略，也不管這一行的執業需不需要法規彙編。總共將近800部法規，其中很多法規是經過焦頭爛額的聯邦官員與實業家（他們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麼，而不是對國家最有利的是什麼）之間商議之後，倉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夠的時間進行審查評估的情況下便獲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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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公民及其政府（2）
NRA減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廠，給工商執業和工作條件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傾向於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階層制定單一的標準，並透過縮短工作時間從而導致1；300萬失業工人當中有將近200萬人重新就業。或許，其所有的直接影響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對信心的恢復。第一次，數百萬人覺得，國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協力合作的大事情，為的是戰勝大蕭條。NRA的第一任署長休？約翰遜將軍是個特立獨行的軍人和兒童文學作家，他誇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懼，用鐵手套裡的天鵝絨手腕管理這家機構，他的領導起初被證明像腎上腺素一樣有效——接下來，像大多數興奮劑一樣，也開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錯綜複雜，與其他聯邦權力部門的協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對“不公平競爭”的強烈抗議——意思是別人比他們掙的錢更多——增加了混亂的嘈雜喧鬧。物價往往比工資漲得更快，儘管約翰遜將軍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勸告一幫商人：“把價格壓下來——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把價格壓下來。這是通向復興的坦途，而且也只有這麼一條坦途。” 在傳統上工資較低的地區和行業，比如在南方的廠礦城鎮，僱主對NRA的回應常常是利用強化勞動和加快速度，以實現同樣的產量而無需增加工資的支出。更有甚者，NRA僅僅根據工時而不是根據產量來定工資，這歧視了那些規模更小、機械化程度更低的工業企業。結果，NRA常常把製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勵拋棄手工工序和陳舊裝置，以至於加快了技術性失業的週期。
人們不斷違犯那些帶有“藍鷹”標誌的法規，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門，以至於幾個月之後公眾變開始變得越來越玩世不恭。約翰遜將軍對那些“騙子”大發雷霆，威脅要“制裁”，但白費力氣。缺乏熱情而又經費不足的管制，很快就變得越來越像全國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裡一樣鬆鬆垮垮。強制執行的猛烈發作，帶來了跟士氣受挫一樣的結果。某些爭強好勝的州所透過的“小NRA”法律使混亂變本加厲。當澤西城的一位小裁縫因為把套裝的價格壓至低於州里的法定價格而遭到監禁的時候，NRA的反對者們便利用這一事件，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