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兩性的同時出現，至少給美國人的喝酒習慣帶來了明顯的改變。
多虧了從聯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轉變，酒的消費變得不那麼瘋狂了，對健康也不那麼危險，但在工人階級當中，在那些不喜歡鬼鬼祟祟和麻煩的人當中，酒的消費肯定是增加了。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這一變化繼續感到滿意。1937年末，《財富》雜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贊成回到全國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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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公民及其政府（6）
各州在福利立法上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例如，工人意外傷害賠償法，20世紀初葉就在各州得到了相當可觀的支援，到四十年代，在新政及其哲學的刺激下，這些法律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僅1937年，就有38個州的立法機關修訂和放寬了他們的法律，增加了意外傷害和死亡的撫卹金，縮短了等待時間，擴大了覆蓋範圍，擴充套件了職業病的定義，放寬了住院、看護、牙科、修復手術和康復的規定。工薪稅還被用來為州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正如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的那樣。
與此同時，聯邦權力機構的勢力範圍也在不斷擴大。人們如今期待政府為它的公民做那些此前的美國政府從未做過的事情。這種對新的權力的僭取，儘管對保守派極端分子來說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實證明，同樣讓激進派極端分子不快。直到1935年，斯大林決定共產主義者與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組成“統一戰線”，他在美國的追隨者才開始對新政發起猛烈的進攻。
總統的航線是“中間略微偏左”，試圖調和世界社會主義和國內經濟不滿的風向，他認識到了堅持中間路線的必要性。在新政立法計劃紮紮實實地完成之後的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指出： 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不同，在美國，我們堅持我們對個人奮鬥和利益動機的信念；但我們也認識到，我們必須連續不斷地尋求改良的實踐以確保合理利潤的持續，加之科學的進步、個人的積極性、小人物的機會、公平的價格、適當的工資和連續的就業。
他的任務異乎尋常地棘手，不僅要把傳統與社會進步協調起來，而且還要在緊迫的壓力下起草高度複雜的計劃，維持復興與改革之間的平衡。僅僅是給經濟這臺水泵注水、以便讓經濟之水透過商業和金融的渠道再次流淌起來——即使這事能做成的話——看上去似乎像在改革派的狂熱中完全忽視復興一樣可疑。在實踐中，新政——遠遠超出緊迫的救濟任務——調動了其最早的巨大努力，致力於復興，加上幫助工業的藍鷹，以及幫助農業的AAA。1934年，羅斯福對一個社會計劃者委員會說：“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讓經濟體系運轉起來，這樣才會有更大的總體安全。我深信，我們抱著增進個人安全的目的所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對復興的刺激。”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在心裡盤算著這兩個目標，但在這一階段，復興擺在了前面。
1935年被證明是新政急劇轉向改革的樞紐，就好像羅斯福相信復興已經得到確保，或者認為進一步滿足大企業已經沒有希望了。NRA的垮臺，增加了總統的煩惱，來自自由聯盟的人身攻擊，大概也扮演了某種角色。他的政敵們把這一變化解釋為一種獲取選票的策略，目的是角逐1936年的競選——在這場角逐中，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有一筆賭金——要麼就把它解釋為一個花招，目的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在復興國家經濟上的糟糕表現上轉移開。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理由，1935年透過的社會立法，比美國曆史上其他任何一年都要多，包括：國家勞工關係法、社會保障法、財產稅法案、公共事業法，以及有史以來最慷慨的救濟計劃——“公共事業振興署”（WPA）。
對數百萬的老百姓來說，公共事業振興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為朋友、供應者和僱主的人格化符號。“我為我們的合眾國而自豪，”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佃農聲稱，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個只有一間房的加油站裡，“每次聽到《星條旗永不落》的時候，我都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在哽咽。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有足夠的見識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機構。”為WPA工作帶有它自身的適度的尊嚴，因為它既不意味著嗟來之食，也不僅僅是打掃落葉。實際上，很多丈夫失業的妻子很快就開始這樣說：“我們不再接受救濟——我男人在為政府工作。” 這家機構給低收入工人與政府的關係帶來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跟州政府負責執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僱傭者與華盛頓僱主之間建立了一種友好的關係，而且，它很快就認識到了地方政府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