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權力機構之間的區別，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後者似乎更高一籌。而且，儘管這一計劃也有缺點，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於證明WPA官員所宣稱的目標是正確的：“幫助人們昂起頭、挺起胸，手裡不閒著。”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紐約世博會大樓上，鐫刻著這樣的題字：“工作是美國對數百萬無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工作的權利成了美國政府的基本保證之一。
BOOK。▲紅橋▲書吧▲
第29節：公民及其政府（7）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現，標誌著工作救濟與直接救濟的分離，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後者如今被交還給了各州和地方當局。到1939～1940年，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濟支出是來自各州的基金。這一時期的200萬受益人——家庭和單身人士——當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體制下過得好，每個家庭每月的津貼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過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業的人（WPA就是為他們設計的）一般可以讓自己的命運變得更好。平均月工資在50～60美元，每週的工作時間很少超過40小時。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儘可能把其經費中的最大份額分配給工資這一塊，指望地方稅收供養的公共團體在某項既定的計劃上合作，提供大多數生產資料和工具。最後，據評估，後者的貢獻佔到總成本的四分之一。生產成品屬於州、市或縣。一個沒能力提供配套資金的窮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況更好的州，它們無法維持學校、游泳池和運動場，還有窮困者的工作崗位。到1941年1月，財政部花了大約100億美元，在這些年裡，WPA為將近800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佔全國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總共養活了2；500到3；000萬人。
從一開始，WPA就在極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業和公民動議所忽略或推遲的任務。它的成績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們包括：紐約市4；000萬美元的北灘機場，以及全國各地將近600個其他機場，超過50萬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過10座橋樑和高架橋。修建或重建了11萬個公共圖書館、中小學、禮堂、醫院、法院及其他類似的建築。50萬個排汙駁引設施和100多萬個新廁所，對改善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不亞於WPA所搞的蚊蟲控制、排水溝和淨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帶來了傷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劇減少。救災工作緊跟著1937和1938年顯得特別突出的洪水和颶風之後接踵而至。
同樣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這個時候，WPA養活著1460家託兒所——提供了將近60億份學校午餐，為貧困兒童和成人縫製了3億多件衣服。縫紉組構成了WPA女性僱員的大部分，在高峰時期聚集了30～40萬人。該機構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們稍後將會討論，不過在這裡可以順便指出，這一時期新添置了將近8；000萬冊圖書，主要在中小學和公共圖書館。就連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承認，WPA極大地增進了美國社群中的便利、衛生和整潔。在一個不那麼切實的方面，WPA就業機會平等（不管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的觀念，也對實際民主的傳播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隨便選擇一份兩個禮拜的活動記錄，就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幅政府透過WPA影響不同地區（特別是貧困群體）日常生活的略圖。在1940年1月的兩週時間裡，有125萬人參與了加入國籍、職業訓練、藝術、保育及其他類別的活動；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種；25萬人接受了內科和牙科的檢查和治療；100多萬人出席了2；500場免費音樂會。
起初，普通社群都為WPA歡呼喝彩，視之為一筆十分划算的買賣，在它的陽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窮困人群混合體的漫長冬天之後，再一次繁花盛開。“本地納稅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費用”，就能得到新的橋樑、公園、會議廳和公共高爾夫球場，正如米德爾頓出版社的一篇社論所說的那樣，這的確是一種討好。人們多少有點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視為一個與老百姓的錢袋子完全無關的慈善之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可靠資金的期望，以及對更大經費的渴望，與老百姓的心裡的一些擔憂纏鬥在一起，他們擔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風，對流浪漢的驕縱，以及州權的衰落。
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WPA長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營企業反覆淘汰所沉澱下來的人力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