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債權國。與此同時，美國公民在國外的個人投資增長得如此迅猛，以至於其投資總額從30億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億美元。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生產大國，美國天真地把對外貿易解釋為在交易中賣東西的權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沒有買東西的義務。的確，外國傾銷的噩夢，導致農民和實業家都大聲疾呼，要求制定迄今為止最高的保護性稅率，並在1930年成功獲得了平均40％的關稅稅率。胡佛總統希望把該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數幾種農產品，但他的建議被否決了。在國外，《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被解釋為一場經濟戰的宣戰書。它所遭遇的報復性關稅、配額和反美禁運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到1932年，有25個國家加入了這場報復，從而讓美國的出口量減少了一半。這種惡性迴圈帶來了另一個扭曲。為逃避這種聯合抵制的威脅，在《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實施的頭兩年，美國的製造商們在外國開設了258家工廠，其中包括71家工廠就在加拿大邊境線的那邊。普通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取決於他所在的地區，所持的政見，以及所從事的行業。
南方人總是把高關稅視為不公正，但是，在工業的北方和農業的中西部，“保護”依然在發揮著它的魅力。毫無疑問，很多實在的市民會附和一家中等城鎮報紙的社論：“在美國，就歷史所顯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壞時光之間的差別，就是恰當的關稅（能夠保護我們的農場和工廠的產品）和不恰當的關稅之間的差別。”當緊隨其後的不是進步而是衰退的時候，這位社論的作者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嘲笑那種認為“歐洲的境況跟美國走出蕭條有一定關係”的“錯誤”觀點。
在美國內部，20世紀20年代，同業公會的數量和影響力有過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長，透過這樣的組織，互為競爭對手的生產商共享統計資訊、信用標準、成本公式，以及諸如此類，並設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場行為。在這個範圍內，這些組織是有益的，胡佛在擔任商務部長的時候①，以及在當總統的時候，都留下過這樣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況並不少見：這些組織透過它們對“公平的”和“不公平的”價格政策的定義，試圖在頂著“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風航行的時候，實現對價格的控制，而且，有時候其作用就是要消滅小的獨立經營者。最高法院一連串的裁決進一步慫恿了它們的發展，這些裁決，早期的進步主義者會帶著懷疑的態度把它們看做是本土卡特爾和資本家工團主義不斷打進的楔子。
。←蟲工←木橋 書←吧←
第9節：從富足到寒酸（9）
儘管根據聯邦法律，國內的卡特爾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國際領域，某些美國公司也在透過集中經濟力量讓自己受益——杜邦、美國鋼鐵、通用電氣、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鑽石火柴、安納康達銅業、新澤西標準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與外國生產商達成一致，經常為了抬高價格和增長利潤而限制生產，更為常見的是瓜分世界市場和交換專利。在阻礙自由企業卡特爾上，往往要壓縮供應流，抑制國外和國內的貿易，防止引入新的產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類）。
下面這個事實可以說明它們對價格的影響：1914年，硫酸奎寧的價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國際卡特爾之後，它的價格上漲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這個事實讓人想到了生產配額的強制推行：1930年，當國內的鋁產量超過了10萬公噸的時候，德國的鋁產量才只有3萬公噸，1934年，即美鋁公司加入卡特爾三年之後，美國的產量下降到了33；000公噸，而德國的產量則增長到了37；000公噸。在大蕭條中，它們的影響顯然是惡化了失業和消費不足。20世紀30年代晚期，因為其所謂的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卡特爾開始引起了來自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和司法部反壟斷局的不利關注。總體上看，大企業的國際主義所採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經濟國家主義在“促進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上所採取的形式一樣白費力氣。
在普通美國人與世隔絕狀態的背後，潛伏著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未還債務的老問題。他們相信，這證明了，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美國人總是上當受騙。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則把催逼戰爭債務和賠款看做是對歐洲經濟的扼殺，最終也會傷害到債權人。1931年6月，胡佛總統決定，倡儀政府間戰爭債務的延期償付，這個決定在某些圈子裡大受歡迎，被認為是對善意和復興的巨大貢獻，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個花招，旨在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