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制度增加就業、提高工資；透過作物種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潤支付，來抬升市場價格，以此支撐農業收入；透過貨幣操縱，並藉助聯邦政府的支援和信貸機構的管制，來提高一般價格水平。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一項龐大的計劃被啟動了，部分是透過立法行動，部分是透過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權力。國會樂於預設總統所尋求的巨大權力，並很快發現，自己正在籤鉅額支票，而分配和花銷這些錢的權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節省的調子開始的，首先是羅斯福在就職第一週便發出警告：“漫長的三個年頭以來，聯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產的路上。”緊接著是國會透過了經濟法案，授權把聯邦政府部門的工資和退伍老兵的津貼每年削減4億美元以上。強有力的退伍軍人協會遊說團和美國政治的所有傳統勢力都奮起抵抗。但羅斯福幾乎立即便下達了總統令，一點一點地恢復了被削減的開支，由此開始親自加入花錢的行列，並很快成為領頭人——要求數十億美元用於救濟、給商業企業注資，以及一大堆新的聯邦機構的執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國會在選舉年的刺激下，放開了經濟的韁繩，推翻了羅斯福的否決，完成了一次復辟。從今往後，所有保持預算平衡的主張都被扔到了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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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百日新政（5）
1933年3月——這個月見證了太多的大戲、革新和復興的希望——啤酒銷量3。2％的回升幾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轉折，但它至少是一個受歡迎的預兆，預示著另一次對最近傳統的背離。這個十年開始的時候，禁酒還是舉國爭論的熱點話題。1930年1月，有人就“美國最重要的問題”做過一次民意調查，1931年1月又調查過一次，在這兩次民意調查中，全國經濟聯盟的成員（照說他們應該是些聰明過人而又熱心公益的人）都認為，禁酒是頭等重要的問題，而失業則遠遠排在後面。胡佛總統支援全國禁酒——“一項偉大的社會和經濟實驗，動機是高貴的，目標是深遠的”——但他的支援並沒能阻止違犯禁令的洶湧浪潮，以及聯邦政府執行禁令的越來越力不從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員會1931年的報告只不過證實了公眾的感情已經不再支援禁酒。農民們需要賣掉他們的糧食和糖，再加上政府還指望從聯邦酒稅中得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財政收入——這筆錢眼下流入了禁酒幫助產生的黑社會的腰包——是導致廢除禁酒令的另外兩個因素。
1932年共和黨的政綱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但民主黨人和羅斯福則強有力地要求廢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將屆滿的國會為廢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最終結果是，把決定權交給各州。啤酒銷量在下一個月的回升是未來事件的一個預兆。各州會議的批准很快就開始蜂擁而至。像印第安那州、愛荷華州和阿拉巴馬州這樣一些支援禁酒的老據點也加入到了這個行列。來自浸信會宗主權核心的《達拉斯新聞報》（Dallas News）稱之為“傳教士界的徹底潰敗”。1933年12月5日，猶他州成了支援“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個州，這場“實驗”以失敗而告終。
然而，在1933年那個至關重要的春天，一旦銀行危機有所緩和，最緊迫的問題便是嚴酷的救濟問題。超過1；500萬失業者，以及各州和市縣施捨名單上的將近600萬人，都大聲疾呼，要求得到關注。在3月21日給國會的一份諮文中，總統建議著手三類療救性立法：授權各州主要為了直接救濟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給貧困者；由聯邦政府招收工人進入事業單位，這一措施可以迅速啟動，而又不會妨礙私營企業；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計劃。
這些緊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項，各自包含了“公共資源保護隊”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雛形，其實現比第一項更慢，而聯邦緊急救濟署（FERA）的種子則源於第一項措施。哈里？L。 霍普金斯特別操心這家機構，霍普金斯是一位虛弱而認真的社會工作者，來自愛荷華州，在羅斯福當州長期間擔任紐約州的救濟委員會主席。在他的指導下，聯邦緊急救濟署（人們公認它是由於危機的急迫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於1933年5月12日由國會設立，為了透過已經建立起來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濟，主要用錢來幫助貧困者。它從5億美元的資金開始起步，最終花掉了大約30億美元。
聯邦政府期望地方機構能夠依據各自的能力分擔一部分擔子，但並沒有要求嚴格的配套資金。就全國整體而言，從最終的賬目來看，每一美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