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男人更加激進。將近四分之一的閒人（比有工作的人當中多四倍）都同意這個觀點：“革命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儘管幾乎所有人都反對像“外國激進分子”這樣一些觀念，並且斷言：“一個人應該欣然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鬥。” 實際上，像這樣的激進主義，大體上是樸素的，理論上是天真的。對於被商店所包圍的貧困，普通人有著本能的憤恨，隨著食品和農場窒息在他們自己的生產過剩之下，這種憤恨突然爆發了。1932年，一個窮困潦倒的人對一位社會工作者說：“這些日子，思考是危險的，請別煩我。”同一年，一位新聞記者走遍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城鎮和偏遠林區——所經之處，身邊是一片廢墟，造成這些廢墟的原因是廉價棉花、工廠停產、銀行倒閉、抵押物喪失贖回權，以及很方便地降臨在華爾街的美國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聽到了人們咕噥著“革命”這個詞。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訴聯邦緊急救濟署的官員： 我不相信你在這家機構啟動之前就已經認識到了事情有多麼糟糕。……他們全都說，如果事情變得更糟，而且並沒有很快就發生點什麼事情的話，他們就會來到緬街上，砸碎窗戶，拿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不會欺負小店。他們首先會去找那些大店……沒人願意讓自己的老婆孩子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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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新的生活設計（5）
對於某些人的醜行，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主席丹尼爾？威拉德曾經在1913年沃頓商學院的一次演說中這樣說過：資本主義已經脫臼。他還勇敢地補充道：“在我餓死之前，我會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國各地到處都出現了反飢餓遊行，密歇根州的迪爾波恩市還爆發了一場嚴重的失業騷亂，導致了流血。離廣泛的群眾運動最近的途徑是“補助金大軍”。1924年由國會授權頒發給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的“調整後的補償”憑證，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務管理者向胡佛總統報告：大約有272；000個人需要救濟。很快，國會在推翻總統的否決之後，就為這些補償憑證提供了一筆貸款，但不久之後，“帕特曼提案”建議立即支付剩下的餘款。
為了遊說國會議員，讓這一措施獲得透過，1932年晚春時節，大約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緊隨俄勒岡州一支由失業罐頭廠經理沃爾特？沃特斯領頭的樂隊，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了華盛頓。他們藏身於聯邦政府的空建築內，或者在波托馬克對岸的泥地上支起帳篷。聯邦政府強調，他們的團體已經被少數共產主義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滲透。然而，事實上，是有人把所謂“左翼分子”的名頭安在了這幫洶湧而來的流浪者們的頭上。當參議院在6月16日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帕特曼提案”的時候，正在國會大廈的臺階上守夜的退伍老兵們強忍住內心的失望，振奮人心地唱起了《美國》這首歌。
7月初，當國會投票決定為窮困潦倒的遊行者們支付回家路費的時候，大約有5；000人離開了華盛頓。這個月的晚些時候，隨著國會的休會，總統命令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讓其餘的人疏散。這些人與華盛頓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導致了兩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帶著催淚瓦斯和刺刀的軍隊很快就驅散了那些掉隊的人，他們撤回各自來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鐵路）被逐出者們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動的圈子裡聽到了這樣的談話：老兵們將會遵循外國的先例，成為一場革命——不管是向左還是向右——的先頭部隊，無論如何，這樣的談話被證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國人依然堅信民主程式，這是人民滿懷希望的習慣，是他們對“外國”煽動者的不信任。當美國公民渴望改變的時候，他們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幾個工業中心，不滿在鍋蓋之下慢燉著：比方說，有工團主義背景的西雅圖以及該市的失業公民聯盟在1932年的活動；或者，城市信用達到枯竭之後的底特律以及開始渾水摸魚的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但是在別的地方，人們以堅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樣糟糕的處境。
在紐約市，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地鐵車站。1932年，在中央公園一個廢棄的蓄水池裡，一個被稱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點在那裡繁衍生息，這裡的居民以變質的麵包和市場的垃圾為食，他們面無表情地凝視著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樓所圍起來的曼哈頓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市（那裡的鍊鋼平爐最近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