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重要工業企業的進取精神而點燃），數以百計流浪漢擠在市政垃圾焚化爐所在的建築裡取暖。全國各地都有人住在廢棄的工廠、側軌上的貨運車箱或者用廢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裡。拖家帶口的無家可歸者往往聚集在市郊，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這些人都是沒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群把公共土地交給失業者作為小農場或菜園來耕作種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兩萬家庭在該市借給他們的土地上給自己種糧食。
儘管官方反覆保證，不會讓任何人餓死，但在紐約市，1933年已知的死於飢餓的人至少有29個，而在全國各地，據報告，1934年之前有110個這樣的死亡例項（主要是孩子）。而死於疾病、意外事件和整體崩潰的受害者則遠遠要多得多，就最後一種情況而言，飢餓是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間，費城的公共衛生中心所診斷的營養不良的病例增長了60％，尤其是在6歲～16歲這個年齡段。牛奶、雞蛋和新鮮水果消費的急劇下降，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佝僂病、壞血病和糙皮病的相應增長。在紐約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護理全國組織報告，營養不良的患者從1928年佔患者總數的18％，增長到了1931年的60％，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玉米粥”如此長時間地是南方貧窮白人的“毒藥”，如今，其他地區新增窮人的食物在營養不良上可以與之相匹敵，他們以麵包、馬鈴薯和豆類為主食，加上一個禮拜來點捲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館經理常常會捐贈一些殘羹剩菜，麵包師捐贈他們的變質麵包，水果蔬菜批發商則捐贈他們的過熟產品。在下東城，卡車司機偶爾會從車上掉下一箱桔子，並假裝對散落一地的水果一無所知。惡化的極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過這樣的行為。1932年，一幫調查芝加哥貧民窟的人描繪了這樣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的卡車周圍，大約有35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車剛一離開垃圾堆，他們所有人便開始用棍子（有些人乾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蕭條所帶來的煩惱和掙扎，讓少數人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後果。1930～1932年間，公立醫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數，年增長率幾乎是1922～1930年間的三倍。當然，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醫院沒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紐約州，每10萬人口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數量在1932～1933年間記錄了一次急劇的增長。
然而，在股票市場崩盤之後，人們預料自殺率將會有驚人的增長，但這並沒有得到事實的佐證。1929年10月和11月，紐約市只報告了219例自殺，而在1928年同一時期則有223例。但全國的年自殺率（1929年是每10萬人14例）卻穩步增長，1932年突破最高紀錄（17。4），然後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顯然，對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衝擊，男人的感覺遠甚於他們的妻子，自殺主要集中在經濟天平上的兩個極端（尤其是地位較高的那一端），社會地位的從高到低所導致的自殺，常常更甚於窮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蕭條的最後指標，不得不用公費進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數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達到了大約1∶10的比例，而在鄉村地區，自備棺材的數量倒是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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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百日新政（1）
3 百日新政
儘管人民已經表明了他們對變化的渴望，但4個月的新舊交替的間歇期裡卻充滿了不確定性，黨派間的爭吵在授權生效之前便已漸次平息。這就是《憲法》所規定的緩慢而莊嚴的節拍，這段空位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鷹的力量暫時屈服於跛鴨那滑稽可笑的軟弱無力。這注定是美國曆史上最後一個這樣的間歇期，因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議，1933年2月6日批准透過）規定，從今往後，任期屆滿的國會，其生命在1月3日結束，而卸任總統的最後期限則定在1月20日。
秋冬兩季早已讓夏天萌發的幾粒復甦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隨著商品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再一次蕭條，民主黨人便責備胡佛的“恐怖競選”；當這次落潮在大選之後繼續低迷、並持續了整個冬天的時候，共和黨人便反戈一擊，把它歸咎為人們擔心羅斯福的就職。任期屆滿的國會拒絕承擔重大責任，他們的繼任者則急不可耐地擁擠在大門口。羅斯福拒絕與胡佛合作，聯合發表關於戰爭債務和“可靠”貨幣的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