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候命的小官吏們裝滿一船運到南京來，財閥們則立刻著手斂財聚寶。那之前，孫文在北京無奈地在遺囑中寫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字句。郭先生這一時期針砭政府的文章很有名。我在東京看到了。我那時還在東京的研究室。
我回國時已是1930年，創造社關閉，好的理論家已去。魯迅雖堅持辦著自己主編的《奔流》，卻戛然止住了與《創造》的論戰，待“左聯”一出現便調頭成了其統帥。郁達夫當時在編輯《大眾文藝》，我回來便甩給了我，不久也關閉了。
這一時期胡也頻他們慘遭殺害。丁玲辦了幾期《北斗》，後來又有《文藝新聞》等問世，最終只有魯迅留在上海。
這一時期，在江西省舉辦了大規模的延安之旅活動。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學活動則陷入了停滯狀態。在這個空當，良友等書店彙集了左傾之前的新文學成績，由於作家大多不在上海，不必付版稅，從而完成了“新文學大系”這一遺產整理事業。
沒過多久，開始有書店出版消遣性雜誌。林語堂的《人間世》、《論語》等開始面世，還載有一些小品文。林語堂先生以美國人喜聞樂見的書寫方式傳播中國文化。為此他羅列了自己所知道的中國典故，為與對方格格不入的風俗進行辯護。竹內氏所說的嚐了他所做的“美國口味中國菜”，令人作嘔，指的便是這個。這種風格也為國人所厭棄。看來，作家由於久居外國便迎合該國口味去寫作一事須三思而行。
在白色恐怖下，魯迅辭世而去。轉年，由盧溝橋揭開了日本正式入侵的序幕。隨即便是抗戰。知識分子大多去往了重慶等地。
由於篇幅所限不能再多寫了，幸好以這一抗戰時期為題材的作品已由諸位先生陸續譯了出來，它們是：
黃谷柳的《蝦球傳》（島田氏等譯）
周而復的《白求恩大夫》（島田氏譯）
李廣田的《引力》（岡崎氏譯）
老舍的《四世同堂》（鈴木氏等譯）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岡崎氏譯）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坂井氏譯）
草明的《原動力》（三好氏譯）
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島田氏等譯）
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飯塚氏譯）
林語堂的《暴風雨中的樹葉》（竹內氏譯）
周而復的《八路軍》（春日氏譯）
可能會有二三遺漏。據說鹿地亙氏譯了《暴風驟雨》，齋藤氏寫過幾篇陶行知的事蹟。
將如此眾多的材料通通變成譯本，諸位先生的熱忱令人感佩。透過這些文獻，足以看出抗戰期間的文學進展情況。丁玲以及趙樹理對人民文學所做出的貢獻也見於其中。
抗戰結束，幾年之後成立了人民政府。當然，人民的文學並非在一日之間取得了成功。如果說在辛亥革命中，孫文將整個民族濃縮於接力棒之中交了出去，那麼在歷時三十八年之後，當年那個接力棒變成了一個鮮豔的五彩之棒，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上。今後會出現何等作品，我們唯有拭目以待。
這三十八年又似乎相當漫長。革命屢次受挫，儘管每每都有預見，卻又無法阻止這種打擊。文藝與政局並行，但與日本不同，多數都是衝鋒在前。究其原因，即在於文人之文弱。郁達夫寫日記而沒有嘗試革命文學的創作，然而卻丟了身家性命。誤入歧途而與侵略者往來者有之，因身為文學家看破紅塵而棄筆者有之。然而，他們中無人不相信中國革命的成功。
清末的文學大可以自成一章。新文學，從辛亥革命之初起於北京的五四新文學倡導，緊接其後的魯迅等人的作品，接下來的革命文學的提倡，無不是理論與創作互動進行；經過後來的延安轉移及停滯與抗戰，現如今，隨著識字的普及，不出幾年可能就會實現向人民文學的轉化。這就是說，文學接力棒歷時三十八年，終於完成了由清末文人向人民的交接。
倘若篇幅允許，我真想對這三十八年革命期間的作家、作品逐一做一番考察，考察一下作家的成長、其不足之處。考察一下作品的產出、讀者的情況，特別是其與日本文學界的迥異之處，無論如何不能為日本人理解之處。而這隻能待像林語堂先生那樣用美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講解中國的天才誕生，要麼就是日本人再主動一些來認識中國。
原載日本《文學界》雜誌1952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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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
我到了上海，除了創造社別無所知，只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