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寫完一份原稿，他大約要花費三四個夜晚才能抄完，然後寄出。 寄的部門有好幾個，因此要複寫好幾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門的收發室不重視，每份都寄掛號，還把掛號的存根號籤，用大頭針別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頁上。現在，這些大頭針已經發鏽，棕黃色的鏽跡與紙頁蝕在一起。  ＇返回目錄＇  
那一疊紙條（3）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後面，又有回形針彆著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於，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 這是一些借條。 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 他知道這些借條基本不會有用，卻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 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日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裡隱藏著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後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裡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拼將做兒子的最後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鬥，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又如： 我領養的外甥女定於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妻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當年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餘志士先生抱過這個週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交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婚禮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隻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像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一個共同行為的落腳點，但造反派怎麼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卻成了一首聖潔的家庭詩篇。 還有這張借條：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註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邊遠地區最貧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這是連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家庭也無法想象的了。當時，由於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裡的戶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毛骨悚然。 我可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裡裹著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還是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溫暖。  ＇返回目錄＇  
那一疊紙條（4）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妻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並向爸爸懺悔。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造反派打鬥，反而向造反派借錢。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麼事業，而只是為了家人衣食。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麼當時不與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們靠近一點呢？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兩個人傾訴我家苦難，他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去找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我為什麼不可以給造反派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造反派的一張借條？ 那麼，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說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這當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麼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風之作，我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