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都是沒有法律可言的地方，沒有西方人敢去！”
“你真是徹徹底底的妄想症，”他一個同事很粗暴地說：“你看過去遍地都是俄國人！”
扎克賣力地闡述自己的看法。我們靜靜地聽著。我相信他所說的一切接近真相。在場的頭頭們始終一言不發，表情嚴肅。
沒人公開附和他。也沒有人反駁。接下來幾個星期，扎克因為“健康原因”帶薪休假了。公開的說法，是他被嚴重的妄想強迫症所困擾。一些私下傳言則說，他的言論有人不喜歡。這再一次清楚地向我們表明：高層考慮什麼，我們不需要知道。我們就是棋子，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有限。我們可以關心的，以前蘇聯為界線，“到此止步”。
2000年7月隨著軍火交易升溫，我被帶進了伊朗上流社會的圈子，置身於頂級豪富之中。這些人有一個特殊的識別標誌：手裡成天拿一根高爾夫球棍四處炫耀，這和別人戴勞力士錶或者穿耐克鞋異曲同工。他們樂得邁著懶散的步子四處溜達，屁股後面跟一幫球童，看起來就像奴隸，時不時捱上幾棍。幹別的純屬多餘，拿上球棍就足夠了。草坪供鄉村俱樂部使用，而運動嘛，說實話只有聊聊無幾的遊客對它感興趣。附庸風雅和奢侈在全世界都一個樣。草場對於沙漠地區顯得過於奢侈了。如此多的水用來養一片草坪，卻不能用來養牛養羊……可沒人在乎。
我們到這裡來算不上潛入。當地警察對以色列特工早已司空見慣。不過一旦被指控有罪而不幸被捕，那就有判死刑的可能。這種事情是有的，雖然很少公之於眾。一般情況下，外界知道的幾次審判只不過是替死鬼，目的在於警告或者報復那些已經成功逃脫的真間諜。
間諜案並不歸警方管。以美國人的說法，由“政府探員”負責調查和“審問”。一個人，不管你是真的有罪，還是隻有嫌疑或者完全無辜，其經歷都一個樣：綁架，也就是說先被藥物迷倒，然後帶到別處關押兩三天，強行審問之後再被迷昏。等到醒來，已經身處曠野或者垃圾堆裡。然後他恢復神智，步履艱難地去醫院，回旅館，找朋友……而這些都肯定被人跟蹤，從他一舉一動所得到的資訊比審訊時還要豐富。
交待這些背景情況的時候，我的頭頭們只說起“偶爾發生的綁架”，沒什麼大不了，“當然，會有審訊，不過兩天就放出來了”。總而言之，小意思，稍帶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我所知道的是，最新一個有此遭遇的人，被放出來以後幾個小時就一命嗚呼了。我動身去這個熱情好客地方的日子已經敲定了：2000年7月。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提早幾個星期就通知了我。
瞭解了這些舊事之後，我估計了一下krav Maga能給我的幫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被綁架。沒必要受那三天拷問，哪怕兩天，兩個小時。烏里可不是這麼想，他死死盯著我，急齁齁地反覆強調：“我再提醒你一次行規：絕對不要惹是生非。”
我迎著他的目光，一臉無比乖巧的樣子。
“不要用這樣的眼神看我，沒用的！你明白你該幹什麼。如果執行任務過程中出現意外而他們逮捕或者綁架了你，這沒關係，只要咬緊牙關挺過兩天就好了。清楚嗎？”
“如果我碰上最壞的結果呢？你想過這個嗎？”
“會嗎，最壞的結果？”烏里問，滿臉驚奇：“他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不會做掉你的。”
我點頭附和，語氣譏諷：“當然，如果為活命我願意為他們效力的話，那就不同了。”
“如果你脾性難改一味反抗的話，就有激怒他們的危險，從而置你於死地。所以，不要幹蠢事，敷衍他們並保持冷靜。很簡單，對吧？”
對，很簡單。我想著我那倒黴的前任。事實上……我補充道：“他並沒有學過Krav Maga。”
烏里很不高興地問：“他是誰？”
“最近出事的那個，被人在垃圾堆裡找到，已經一命嗚呼。”
“他很可能是出了什麼錯。以前從沒出過問題。你只要別出茬子就行了。”
真是最好的追念。被人發現時情狀慘酷不算，而且還是他自己的錯。
第二天，我上路去海法市。那裡有個叫阿莫斯的朋友，一個同事，我前面提到過。他和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住在市郊一幢小屋裡。一路很順利，路面還寬，兩邊都是樹木，陽光充足。我在稍遠處一片住宅區停下車，決定先打個電話通報一聲。我知道他正在家享用四天假期。他有很重要的資訊可以透露給我，因為他以前曾在伊朗工作，被綁架了幾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