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桃李紅爭放,
仙館琅碧換新。
也就是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後將祖傳遺產四十四萬港元捐給國家,將廣州房產、書籍、收藏悉數捐給了中山大學和廣東文史館。
另一位女性叫黃萱,印尼華僑首富黃奕住之女、周壽愷教授夫人。195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黃萱應中山大學之聘為陳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陳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黃萱大量的心血。《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都是由黃萱記錄、整理的。陳寅恪與其合作十分愉快,對其工作十分滿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際專事附記鳴謝。她在陳寅恪身邊工作了十四年。因愛人工作調動,黃萱一度欲辭職。陳寅恪說:“你的工作幹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被感動,又留了下來。直至1966年被迫離開。不可設想,倘若沒有遇到黃萱,陳寅恪晚年的著述將又是一番什麼樣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黃萱在中山大學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資七十六元一分也沒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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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目臏足,慈眉傲骨(1)
陳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歲時左眼又發現眼疾,希冀有良藥治療能康復。兵荒馬亂,豈容幻想。五十六歲時,左眼視網膜剝離,終致雙目失明。日本投降後,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請陳赴倫敦再治目疾,仍不見好;擬次年赴美醫治,聞此疾美國名醫亦無良策作罷,遂與趙元任夫婦等於1946年春返回清華。“五十八年涕盡,可能留命見昇平。”詩句可見情哀意悲。時國事蜩螗、民生凋敝,陳寅恪將書齋命名為“不見為淨之室”,於昏昏中度過最後二十年苜蓿生涯。
禍不單行,1962年陳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邁不能手術,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臏足後他仍堅持著述不輟,彰顯了一純正學人的襟抱與風骨。
陳寅恪、吳宓和湯用彤當年被譽為“哈佛三傑”。陳寅恪為人孤清、倔傲,處事情感“深摯”,吳宓為人謙和、寬容,做事“投入”。陳寅恪給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實則對朋友、門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藹藹長者。
季羨林在晚年回憶中,說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好好先生。對人寬容,又樂於助人,當年清華一碩士生考試,吳宓為一個微小問題否決了一個學生的及格,陳寅恪覺得不公,為這個學生據理力爭。在獎掖提攜後生方面季羨林感觸最深。他說他本研究西洋文學,後改專攻梵文、巴利文故紙堆,是他在清華旁聽陳寅恪“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響。1945年季留德已經十年,正準備回國,聽說陳寅恪在倫敦治療目疾,便寫信向他彙報學習情況。陳寅恪本不瞭解季的學業,一聽說季的指導老師瓦爾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學,且季的師祖便是自己的導師,他馬上覆長函鼓勵季羨林,並熱情把他推薦給胡適,致使季羨林一帆風順地到北大當教授。後來讀了季羨林的論文《浮屠與佛》大加讚賞,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使季羨林“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季羨林晚年追憶陳寅恪時深情地說:“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道路,也同樣來不了北大。”
陳寅恪愛才,他還推薦朱延豐給胡適翻譯史學;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推薦過張蔭麟,推薦信中說:“若史語所能羅致之,則必為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書具保證者,蓋不同尋常介紹友人之類。”他還同時為北師大史學系系主任陳垣推薦過吳其昌,信中說:“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歷史證明,張蔭麟、吳其昌後來都是卓有建樹的教授、歷史學家。遺憾的是兩人都英年早逝。張蔭麟死時年僅三十七歲,陳寅恪聞訊極悲,還作詩以悼。
1949年流寓臺灣的老門生勞,早年畢業後曾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到臺後,仍在史語所供職。傅斯年逝世以後,他參加傅斯年遺稿整理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傅斯年的一本書中看到陳寅恪給傅斯年的覆函,“對我加以鄭重推薦,這件事陳先生從未曾直接或間接表示過的,使我萬分感動”。同樣,令北大教授王永興感動的是,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紀念文集”,在查閱清華校史檔案中,發現1947年陳寅恪致校長梅貽琦的信,希望解決王永興的住房,其言辭懇切,語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於心亦深覺不安”,又云“詳情悉有內子面陳”。為了成全弟子,陳寅恪竟令夫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