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說：“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竟然提出兩個“駭人聽聞”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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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目臏足，慈眉傲骨（3）
一、 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二、 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據傳，當時陳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黃萱在場，都勸陳寅恪不要這樣提，陳卻堅持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結果，當然是沒有結果。不過這一“駭人聽聞”之說影響甚遠。
陳寅恪，用其特立獨行的言事行狀為自己立了一個純正學人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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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只有一個陳寅恪！”（1）
富有詩人氣質的陳寅恪，本是一個純正的學人。他的治學觀點，認為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之上。因此，在治史實踐中他追求這種“超越”。他學問廣博、精深，在宗教、史學、語言、人類學、校勘學、文學上的建樹頗高，尤以中古文的研究卓爾不群。有人在談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時說：“中國，只有一個陳寅恪！”此話未必妥帖，但不失為一家之說。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論再生緣》和《元白詩箋證稿》都將傳之於後。
在政治上，“在解放前夕國共兩黨對峙時，他似乎更不喜歡國民黨”，對“八一九”清華大搜捕深為反感，在教授的某些反蔣宣言上，他也簽名。有學生被捕，他立即表示願意保釋。1947年國民黨以防共為名，在北平搞大搜捕，北平十三位大學教授聯名宣言強烈譴責這一行為，他是列名者之一。1946年他身體不好，梅貽琦勸他休養一兩年再上課。他不肯：“我拿國家薪水，怎能不幹活！”樸素的語言，反映了他忠於國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陳寅恪是詩人，他往往用詩抒發自己的情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冒險從香港回大陸，在海上吟有“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的詩句，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眷念與熱愛。1957年元旦，他撰新春聯：“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當是對黨的“雙百”方針的擁護。肅反期間，中山大學的副校長龍潛當眾汙衊陳寅恪的一首詩是懷念臺灣日月潭的，並公開在大會上聲言：“你不坦白，就槍斃你！”陳寅恪在1956年六十六歲生日壽詩中有：“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以示憤慨。龍潛因極左，高教部給予嚴重警告處分後，陳寅恪的氣大概也消了些，數年後在另一詩抄稿中改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顯然是心情舒緩多了。但他慨嘆生命最後的二十年，中山大學沒有主動安排年輕學子跟他學習，助手黃萱是他私請的，最後又被攆走。他嘆曰：“縱有名山藏詩稿，傳人難遇又如何？”
新中國的發展強大，他也為之歡欣鼓舞。當原子彈試驗成功時，他激動地說： “我國有了足夠的自衛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賴他人的保護傘了。”怎能說他對祖國不熱愛、對政治不關心呢？
大概真的“中國，只有一個陳寅恪”，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他的禮遇或許是獨一無二的。且不復述1953年科學院禮聘他北上，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謝卻；也不說中大副校長陳序經沿襲嶺南大學為陳保留的傳統做法：陳可以不參加除上課以外的任何活動；就說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相關部門領導相繼叩訪、噓寒問暖，已足令人動容。
1956年陳毅由廣東省省長陶鑄陪同到陳宅探訪並談文論道。陳毅走後陳寅恪十分感慨：“沒有想到共產黨裡有這樣懂學問的人。”並找陳毅的詩作來讀。
1959年，時任###副部長的周揚探訪，“是想看看陳寅恪的藏書”。陳寅恪本不想見，後經陳序經再三勸說見了。
1961年與郭沫若會見。郭主動對過去兩人的不快作了“解釋”，並徵詢陳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陳真摯地提出應組織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華》；並雲需要圖書資料和因寫《錢柳因緣》希望得到特製稿紙。郭沫若慨允並踐諾。
1962年胡喬木過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 （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陳寅恪頻頻發問，胡喬木儘量委婉地解釋”，諸如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就好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