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楠茜·肖多羅、多羅茜·迪奈斯坦或卡洛爾·吉利甘等受客觀關係學派左右的作者之間已經產生了重要分化。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觀點存在著深刻的差異；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些差異卻又可能是誇大其詞。這個不太重要的因素恰恰是表面看來最重要的因素：即後結構主義的影響。
我希望不熟悉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的人將原諒我在下兩個段落中使用相當難解的詞彙。據後結構主義思想，事物沒有本質；一切事物都是由流動嬉戲的能指構造的。正如女性主義與弗洛伊德的爭論及其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用所折射的，這種觀點表現為對“本質主義”的批判。如果總是從反面界定意義，依據相反的方面界定意義，那麼，“性身份”或更普遍的“性認同”就是用詞不當。這種觀點在拉康論證的“分裂”現象中找到了進一步的支援：主體只透過誤認顯示自身。
在我看來，對“本質主義”的批判無論如何都是以一種被錯置的語言理論為基礎的。安東尼·吉登斯：《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文化生產》，載吉登斯與喬納生·特納：《當代社會理論》，政體出版社，劍橋，1987。意義不是透過無休止的能指嬉戲，而是在實用的場合中，透過差異界定的，這毫無疑問。在邏輯的層面上，語言的語境從屬性質絕對沒有理由消解連續的認同。“本質主義”是不倫不類的問題，除非從經驗上說明自我認同在多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或破碎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從類的性質上把男人與女人區別開來。
更為重要的是拉康提出的命題，即婦女被明確排除在象徵界和語言之外，這至少被一些女性主義者所利用。比如，對伊瑞格蕾來說，不管她對拉康的其他批評如何，對女性來說都不存在指意的經濟：女性都是雙重意義上的一個“洞”。然而，這一立場是拉康在象徵與“父？的律法”之間建立關聯的結果。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接受這一觀點。肖多羅提出了比較合理的見解，即“男性語言”，如果存在的話，往往比女性語言更具工具性和理論性——但在某些關鍵方面，“男性語言”既表示剝奪也表示統治。因此，在這裡的討論中，我將依據客觀關係方法，而非拉康的方法。然而，拉康式的女性主義理論的一些重點還需要牢記在心——尤其是對性認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堅持。一旦丟掉後結構主義的透鏡，那就沒有理由不把這些重點保留在客觀關係的語境之中。
社會心理發展與男性性徵
依據肖多羅，人們可以證實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裡——尤其是、也許僅僅是在當代社會里——母？的影響勝過了父？和其他照顧者的影響。楠茜·肖多羅：《母性的再生產》，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1978。兒童對母？的最初感受實際上恰與閹割和無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視作無上的權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認同和一種潛在的？密關係首先是透過與一位無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認同發展而來的。要獲得牢固的獨立感，所有兒童都必須在某個階段擺脫母？的影響，並因此解除母愛。不言而喻，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迴。男性自我認同的根源與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關，這是此後一直縈繞個人無意識記憶的一種喪失感。基本信任是本體安全的根源，在本質上是妥協的，因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愛戴信任的那個成年人拋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來，對兩種性別來說，陽物，作為對蔭。經的想像性再現，是從女性統治的幻想衍生其意義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爾：《弗洛伊德與女性性徵》，載《國際精神分析學雜誌》；卷57，1976。它象徵著分離，但也象徵著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階段，陽性力量與其說來自純粹的男性優越性，毋寧說來自母？和父？權威領域的分離。陽物表示擺脫了對母？的壓倒一切的從屬，也表示獨立於母愛和照顧的能力，是兒童早期尋找獨立的自我認同的關鍵象徵。陽物妒嫉是一個真實現象；如傑西卡·本傑明所說；這種妒嫉表示男女兒童與父？相認同的願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傑西卡·本傑明：《愛的紐帶》，維拉哥出版社，倫敦，1990。俄狄浦斯階段的到來證實了男孩與母？的分離，但作為交換，卻給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這與自由決不是一回事。陽性因而充滿了生氣和抗爭，而男孩的精力卻掩蓋著一種原始的喪失。
在習慣的層面上，？密關係越是變化，俄狄浦斯的過渡就越是趨於“和睦相處”：即父母和孩子們基於對對方權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來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問題首先是由法蘭克福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