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體弱的棄屍荒野，年輕力壯的四處逃難。當時，君上的糧倉裡堆滿了糧食，國庫裡堆滿了財寶。可是君上手下的那些官吏，一個都不來報告災情。這難道不是見死不救？曾子早就說了，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就怎麼對待你（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報復的機會了（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這些話，孟子就這麼當著“君”的面說，一點都不含糊，豈非仗義執言？
孟子和墨子都行俠仗義，也都反戰愛民。《墨子》一書，有《非攻》上中下三篇，簡直就是歷史上最早的《反戰宣言》。墨子說，有一個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說該罰，因為他損人利己。如果偷雞摸狗，罰得又更重，因為他損人更多，罪過也更重。因此，偷雞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馬的比偷雞狗的罪大，殺人犯的罪又比盜竊犯大。殺一個人，就有一重死罪。殺十個人，就有十重死罪。殺一百個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麼，發動侵略戰爭，攻打別人的國家，大規模地殺人呢？又該多少重罪？沒有罪。不但沒有罪，天下之人還要歌頌他們，說他們是英雄（從而譽之謂之義），豈非咄咄怪事？
四 兩位俠士（5）
同樣的話，孟子也說過，而且回答了墨子的問題──侵略者該判什麼罪。孟子說，該判最重的罪。為什麼呢？因為“殺一無罪非仁也”（《孟子·盡心上》）。殺一無罪之人尚且不仁，何況是發動侵略戰爭、大規模殺人，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死刑都不能贖他們的罪（罪不容於死）！所以，好戰分子、戰爭狂人應該判處極刑，這就叫“善戰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樣反戰，他們也一樣愛民。墨子的愛民是眾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號。孟子其實也一樣。在他看來，好的政治絕不能讓人民受苦受難。人民苦不堪言的，則一定是壞的政治。據《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經問梁惠王：用棍子殺人和用刀子殺人，有區別嗎？梁惠王說，沒有區別。孟子又問：用刀子殺人，和用政治殺人，有區別嗎？梁惠王說，也沒有。孟子說，現在，大王的廚房裡有肥肉，馬廄裡有駿馬，老百姓卻是臉上有菜色，田裡有屍體（民有飢色，野有餓殍）。這是什麼？是率領野獸來吃人（此率獸而食人）！獸類相殘，人類尚且厭惡；主持國家政治，卻率領野獸來吃人，又有什麼資格“為民父母”？大家看看，這又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都行俠仗義，也都反戰愛民，還都主張任用賢人和能人，只不過孟子的說法叫“尊賢使能”，墨子的說法叫“尚賢事能”，意思都一樣。在《公孫丑上》，孟子說，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讓傑出人才都有官位，則普天之下計程車人便都歡欣鼓舞，也就都“願立於其朝矣”。結果是什麼呢？是“無敵於天下”，是可以為王。
相同的話，墨子也說過，而且說得更詳細。在《尚賢上》，墨子說，一個國家，賢良之士多，政治基礎就牢靠；賢良之士少，政治基礎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一旦發現人才，就一定得“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只有這樣做，國家的賢良之士才會越來越多。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富貴之人就會想：原來國家選拔人才，是隻看德才，不論貧富貴賤的。那麼，從今往後，我們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那些親近之人也會想：原來國家選拔人才，是隻看德才，不論親疏遠近的。那麼，從今往後，我們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至於那些貧困、卑賤、疏遠的人，則會在私下裡商量：原來國家選拔人才，是隻看德才，不論貧富貴賤、親疏遠近的。那麼，從今往後，我們就更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了（然則我不可不為義）。結果是什麼呢？是所有的人“皆競為義”，國家也就長治久安。這就是“尚賢”。也就是說，墨子尚賢，孟子尊賢。墨子把“尚賢”看作為政之本，孟子把“尊賢”看作王業之基。孟子和墨子，是不是很像？
孟子與墨子的相似之處實在不勝列舉。比如孟子的主張，是尊敬自己的長輩，也尊敬別人的長輩；疼愛自己的孩子，也疼愛別人的孩子。墨子的主張，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別人的身體，就像看待自己的身體。也就是說，孟子的仁愛，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兼愛，則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請大家看看，這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