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法家依主張（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陰陽家依物件（研究名實或者琢磨陰陽），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創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門。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改過來。
取道與保德，有什麼不同呢？前者理想，後者現實；前者大氣，後者實在。取道，就是一種“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寧肯不要。這就是大氣了。道家是嚮往“大”的。在《秋水》篇，莊子曾這樣描述“大”的境界。莊子說：秋天，雨水隨著時節降臨（秋水時至），大小川流都匯入黃河（百川灌河），黃河之水變得非常之大。站在岸邊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對面的牲口是牛是馬（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這時，黃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認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這裡了（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可是，當他順著河流來到北海，“東面而視”時，卻發現北海之水浩渺無邊，遠遠望去，不見際涯。於是，河伯一改自鳴得意的態度，眺望大洋，對海神（北海若）發出感嘆說：今天如果沒到您的門口，那可就危險了。我將會永遠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望洋興嘆”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
六 儒道再評價（3）
聽了黃河伯的話，北海若怎麼說？北海若告訴黃河伯：海雖然大，卻不是最大的。與天地相比，我們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塊石頭一棵樹（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裡就能算作“大”？四海之於天地，不過大澤一孔（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於四海，不過大倉一粟（稊米之在大倉）。這樣看來，則五帝的禪讓（五帝之所連），三皇的紛爭（三王之所爭），儒家的憂患（仁人之所憂），墨家的操勞（任士之所勞），都小得像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於馬體）。至於伯夷自以為清高，孔子自以為博學，不也都像你從前一樣，是自作多情嗎？
所以，老子和莊子都認為，我們千萬不能被現實的、世俗的東西所矇蔽。那些東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為什麼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繪畫、音樂、美味佳餚，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黃河吧？黃河之神尚且要“望洋興嘆”，那些東西又算什麼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麼，天地之美和道之美為什麼是“大美”？因為天地和道“無為”。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遊》），所以它“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老子也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為什麼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為“晚”不是“無”，“免”才是。事實上，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寫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編為第四十章）。這恐怕就是《老子》一書的原字。如此，則前面四句話就可以這樣翻譯：最美的音樂沒聲音，最美的繪畫沒形象，最方的東西沒稜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這應該是符合老子思想的。當然，說“大器晚成”，也通，即“後發制人”，但總不如“免成”徹底。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因為儒家取德。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精神。在儒家看來，侈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沒有用，保住“德的時代”，建設“小康社會”，才切實可行，也必須紮紮實實去做。方式，是要講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國，更是需要操作。這就必須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務實。比如孔子，就很樸素、平實和溫潤。讀過《論語》的人，都不難有此體會。我們知道，先秦儒家三巨頭，風格是不一樣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氣，荀子嚴謹。但即便氣勢磅礴如孟子，辯才無礙如荀子，所論也都實實在在，沒有東拉西扯之說，不切實際之言。就算難免空想，也想得實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會，就不過“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藥方雖然治不了當時社會的病，卻在後世被當作了寶貝。為什麼呢？貼近生活，講求實際，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藥，比如仁義道德，比如以德治國，就像黃芪、黨參、枸杞、茯苓，六味地黃丸。救不了命，但經常吃點兒，能補身體（比如補腎），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這就是“實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評價（4）
道家大氣，儒家實在，我們該學誰？我個人的態度，是欣賞道家，贊成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