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中國古代慧性教育成果能夠尚有所保留、並且存在下來的原因。
現行智慧教育法的反思（5）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成果，是透過什麼教育方法獲得的？中國的智慧儒學對此就加以曲解，加以邊緣化，加以否定，把這個本來是最良好的教育方法非教育化，從來不把它稱之為教育，而是把它技術化。這正是因為中國的智慧儒學無法像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開創西方智慧文明那樣，公然去宣佈“我愛老師，但更愛真理”，剩下的一句話就是“Bye Bye”，而與他跟隨了將近二十年的老師柏拉圖分道揚鑣，完全擺脫、丟棄自己老師尚未形成完整教育系統性的內求法。研究了西方的哲學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臘的這個“閒暇思維法”內求法，的確是沒有形成系統性，根本不能與中國古代的慧性教育法的完整性進行相提並論。亞里士多德依據“我愛老師，但更愛真理”的信條，從此獨立開創了智慧演繹思維的外求法。
智慧型的儒學，在中國所導演的慧性向智慧的全面轉換過程，在表面上看起來，那的確是顯得既“仁義”，同時又合“禮儀”，其過程也相對隱蔽和機敏得多，以至於我們現代的文化研究者，也常常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陷入漢儒們給我們後代所構築的“改造營”，從而對於秦代以前的歷史，難以建立起正確的認知。研究時，同樣會順著他們設定好的這個杆子往上爬，同樣去以智釋慧，以智慧解析慧性，以儒解道，而難以對道德根文化的真面貌進行正確地研究和認同。現在國際上，國外的學者都能夠大膽地承認，我們現代思維方式與古代中國的思維方式是不相同的，他們無法去解讀。但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卻認為自己可以用智慧的方法，去解讀老子、解讀黃帝、解讀古代的慧性教育法所誕生的一切，連外國人的這一點自知自明，都不具備。這個文化差距，還是可以顯示出來的。這是因為受到了儒學幾千年喬裝打扮的影響，根深蒂固。
為了使大家更能明確這裡面的辯證關係，我在這裡引述一個歷史上曾經記載過一個真實的故事，對我們瞭解和掌握中國道學慧性思維法教育與儒學智慧思維法教育的差別，是比較有幫助的。
明朝時期，大概在成化五年的時候，有一位飽讀詩書的儒學士，是位舉人，他名叫張升，他乘著一隻船，北上京城去趕考。
這位舉子平時就學習十分刻苦，惜時如金，在旅途中坐在船上也始終手不釋卷，不忘讀書。有一天，他站在船頭上，搖頭晃腦、吟哦誦讀的時候，有位同船北上道家服飾打扮的人就踱到了他的身邊，開口問他：“你為什麼每天總是同樣看這一本書，而且手不釋卷呢？”
張升見有人動問，就很恭敬地回答說：“這個讀書，必須反覆溫習才能熟悉和理解。”這個回答有沒有道理呢？……很有道理，無懈可擊。
但是，這個道士聽完張升的回答以後，就拿過書來，將這本書迅速地翻看了一遍。然後就隨口背出書中的內容，一字不差，就好像這本書的內容早已經爛熟於胸一般。
張升當時驚愕不已，像道人這種超強的過目不忘的記憶力，那是聞所未聞，自己讀了這麼多年的書，還是難望其項背的。他也明白了自己今天遇到了一位異人，遇到了一位高人，其能力絕不止於強聞博記的能力，可能還有其他更厲害的本領。於是，就急忙很謙虛地叩問自己今後的運程、命運。這位進京趕考的舉人，當然最關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考中，能不能金榜題名。 txt小說上傳分享
現行智慧教育法的反思（6）
那位道家打扮的人士見他動問，就順口說了一句：“你今後的命運中，會有三件大事情發生，那就是：中狀元；買宅子；另外，會在滕王閣飲三天的酒。”講完可能要發生的這三件事情，然後，這位道人打扮的人就不肯詳細講解了，默然不語其詳。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位張升果然如其所言，赴京考試就中了頭名，當了狀元。當了狀元以後，眾星捧月，就發財了，買了狀元第的宅子，在京城住下來，做了幾年的京官。但是，後來因為他敢於直言勸諫，而被皇帝貶於南京供職。南京是明朝的老都城，他在前去赴任的途中路過南昌，當地的官員因為敬佩他做人的人品和為官的官風，就在滕王閣裡擺上酒席，邀其暢飲，果然連續款待了他三天。那位道家人士隨口所言的三件事，無一沒有應驗。
在這一則歷史故事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我認為並不是那位道學人士預測判斷的準確性值得人們去擊節讚歎，沒法讚歎，不必去追求那個“玄之又玄”。相反，值得分析和把握的應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