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儒學有個前提，那就是舊時代舊貴族和舊文化的徹底滅亡。
中土文化的統一不是舊儒學的簡單傳承，而是在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基礎上的涅槃重生，是以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為肥沃土壤而綻放的璀璨花朵。
在舊時代舊貴族和舊文化上，在中土實現了大一統但未能實現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環境下，誰能打破舊思想舊文化的桎梏，創造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來到了這個時代，他還能創造出新儒學嗎？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國按照大漢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與民休養”恢復國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權制，那麼在思想文化的開創上，同樣可以沿襲漢武帝的治國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禮治”並駕齊驅，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同時施展。儒學重仁政，講究以lun理勸導實施統治，而法家講法制，重在政治事功，這兩種思想在漢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中土歷史上，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與lun理勸導，這其實就是“外儒內法”。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儒法兩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給朕一個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寶鼎欲言又止，卻遲遲不開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對錯，權當笑談，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提是必須符合帝國發展的需要。”
寶鼎不再猶豫，還是把漢武帝的治國思路和董仲舒的新儒學做了一番簡要的介紹。
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其實有一個重大弊端，那就是人治大於法治，但大秦的“法治”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法治，相當程度上還是以“人治”為主，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在這個時代是不存在的。
始皇帝耐心地聽完，然後低頭沉思。
寶鼎的這種說法其實不新鮮，這個時代諸子百家早就開始取長補短了。儒家大師子夏早在西河授學的時候，就融合法家學術了，而荀子的“禮治”思想中就融合了法家治國理念。韓非子從師於荀子，但韓非子卻是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李斯也是荀子的學生，但李斯研習的也是法家學術，而他的法家思想中就帶有明顯的“禮治”色彩。
“你現在傾向於儒學？”始皇帝忽然問道。
寶鼎急忙搖手，“內儒外法，還是外儒內法，其實本質上差不多，都是法治和禮治雙管齊下。大秦以法治贏得統一大業，但統一後，法治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行修改和完善，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而融合儒家的禮治思想應該是一種正確的思路。”
“中土文化的統一，單靠諸子百家單方面的融合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寶鼎繼續說道，“帝國必須進行引導，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推進中土文化的統一，這是唯一的辦法，如果被動等待，其結果肯定是災難性的，因為我可以肯定地說，統一後的中土已經失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土壤，陛下遲早有一天要宣佈，帝國要罷黜百家，獨尊法術。”
始皇帝的眼中掠過一絲詫異。他的確有這樣的想法，他本來想透過博士議政制度來促進中土文化的統一，但結果讓他非常失望，以淳于越為首的儒家大賢們竟然為“分封”提供思想支援，竟然要破壞中土的和平和統一，要把中土再次推進分裂和戰亂的深淵。如此倒行逆施的思想和文化，要之何用？
“中土的統一不僅僅需要時間，更需要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土壤，所以，欲速則不達。”寶鼎說道，“我還是那句話，帝國首先要維持國內的穩定，要擊敗入侵的匈奴，然後才能騰出手來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等到國力恢復了，中央擁有絕對權威了，那就迅速撤藩，完成中央的高度集權。到了那個時候，我想，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也應該誕生了，中土文化統一的時機也應該到了。”
始皇帝沒有回答，靜靜地思考著。
第427章 輸了一局
當前帝國國策正行進在以穩定為基礎的發展戰略上，這是當初以武烈侯公子寶鼎為首的持“穩定”戰略的貴族們和以關東系、老秦人為首的主張高速“發展”戰略的貴族們在歷時三年的反覆博弈後最終達成的妥協。
這種妥協下的戰略符合當前中土形勢的發展，有效緩解了當前深陷危機的中央財政，緩和了當前朝堂上各政治勢力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
始皇帝和貴族統治階級迫於當前所面臨的緊張局勢，基本上都能接受並實際執行。
整個統治階層對這一戰略的認可和實際執行是保證帝國平穩發展的重中之重，假如中央的戰略